呼唤书法的啄木鸟

　　□孙宜才

　　近得一本有关“书圣”王羲之研究的论文集，本想认真读读，了解一下有关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研究成果，但翻开目录一看，不免有些失望。所收论文计31篇，关于王羲之家世、生平、生卒、世籍、行踪、政治思想、书事编年以及《兰亭集序》的辨伪等考辨、考据文章，竟有24篇之多，对王羲之书法艺术及其美学思想的探讨和研究少之又少。再放眼这些年书法理论研究领域，其境况大致亦然，对书法家、书法史以及书法事件的考据居多，真正对书法进行深入的美学思考和艺术探微的却如凤毛麟角，而那种鞭辟入里地针砭书坛时弊、纠正创作谬误、指明书写恶俗的批评更是难得一见。这或许正是上世纪90年代后文化学术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局面之一斑吧。

　　应该说这种局面在近期开始有所改变。吴振锋论及当前书法研究的三大趋势，其一便是从“实证”到“思辨”。作为书法史学研究之一端的实证考据，重在翔实历史资料、厘清演进脉络，这种学问需要有人去做，而且对于了解古人、继承传统大有裨益。但如果只是一味地在故纸堆里讨学问，不能将实证上升到思辨的层次，“一切史料也都将是一堆建材一堆砖石而已”，难以构筑起辉煌宏伟的艺术大厦。因此，书法艺术在今天要得以继承和发展，书法理论研究不仅需要考据，更需要负起力鼎千钧的现实担当。

　　书法理论的现实担当至少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以深入而新鲜的理论成果来滋养、引导书法创作实践；以健康有力的批评来解析书法创作、净化书法创作环境、纠正创作中存在的谬误。

　　众所周知，由于思辨的受阻，学人们的注意力纷纷转向考据，书法理论的人文性、思想性、审美性、现代性等问题被严重忽视了。随之而来的，便是现代书法理论研究的萎靡不振。当然，学界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识之士开始呼唤理论思辨的回归，而且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近几年已有学者着手现代书法理论的探讨和研究。诸如周俊杰所构想的“大视野中的书法理论”、邱振中有关“书法的形态”的阐释、孙晓云关于书法之法的思索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学者们的努力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一个有别于古人感悟式的、融汇了更广泛的现代社会文化学科崭新的现代书法理论体系会在不远的将来构建起来，而新鲜的书法理论研究成果无疑会给书法创作实践带来有益的引导和滋养。

　　令人忧虑的倒是书法批评的现状。丛文俊就曾经对书法批评“表现为质量低下，幼稚软弱，混乱无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综观书法批评的幼稚软弱和混乱，其大致的表现，一是罗列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理论，大而无当，文不对题，根本就与书法这种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对不上茬，评论如隔靴搔痒；二是感悟和体验式的品评，说者玄而又玄，不着边际，听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三是一把尺子量遍百家，不去认真探究每一个书家的个性特征，对谁都是一个评说模式，都是相差无几的那样几句评语；四是捧场的赞歌式批评，不管书家在什么层次上，其书法作品多么不堪入目，都能说得如花朵一般。而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几乎见不到直斥丑陋与谬误的真正的批评，尤其是面对大家、名家的陋误，人们更是噤若寒蝉。比如，有些以“现代派”自居的所谓创新书法，明明是没有传统功底、不懂法度的随性涂抹，却堂而皇之地展览、发表，被捧到吓人的高度，却无人戳穿其“西洋镜”；有的写草书的书家，基本没有系统地研习过草书，其创作明显是潦草化了的行楷书，也无人揭穿其老底；更有甚者，有的已成为名家，却不懂《说文》，缺乏文字学修养，作品中错字频出，不但没有人指出其错字，反而作品一出还掌声一片，喝彩连连。

　　在“书法热”仍持续升温的当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炒作叫卖，乱象丛生，是有目共睹的。这与将书法贬为商品的价值取向有关，与某些人成名成家的急功近利心理有关，甚至说与权力的腐败也有关。但是我以为最不能卸责的却是书法批评的失声。如果书法评论界能够担当起指斥谬误的职责，多一些较真的“啄木鸟”，书法的乱象无疑会大大改观。当然了，书法批评的失声不是孤立的现象，这与文化界缺少正常的学术批评与争鸣是相连的，再扩而大之，与整个社会大环境批判意识的缺失亦不无关系。要想营造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要想强化全社会的批判意识，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这又恰恰说明学术理论的现实担当该有多么地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