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考据不可误国

　　□邹德祥

　　第48期《中国书画报》书法版集中讨论了“书法考据”问题，笔者读后感到，书法考据既要坚持实事求是，又要秉持学术良心，做不到这两点，有些考据文章甚至可能贻误国家。

　　问题有这么严重么？有。

　　对历史上的书法名人、书法现象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习惯上被称为“书法考据”。这样的考据做得好，意义之大不言自明。比如对唐代僧人书家怀素，就需要好好“考据”一番，不做考据，对他的认识就可能一直有错误。

　　自从北宋《宣和书谱》等书说怀素“俗姓钱”，似乎也就一言九鼎了。说怀素姓“钱”，是因为怀素在草书《自叙帖》中，非常自豪地夸耀说，与他同时代的大才子、朝廷高官戴叔伦、张谓、钱起等人，都对他的草书给予高度评价。其中提到钱起时，怀素说他是“从父、司勋员外郎、吴兴钱起”。既然钱起是怀素的“从父”，当然怀素也姓“钱”。

　　然而笔者发现，钱起送别怀素时写过诗，诗题却说是送别“外甥怀素”，钱起这首诗的诗句与《自叙帖》中引用的一模一样。这样，你还能说钱起的“外甥”怀素也姓“钱”么？

　　《宣和书谱》是有权威的书，它怎么说别人就怎么信，似乎无须“考据”了。殊不知“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对那些“有权威”的东西，恰恰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笔者还发现，同时的《宣和画谱》把《李德裕见客图》说成是韩滉画的，也是天大的笑话，因为李德裕出生之年，正是韩滉去世之年，人怎么可能画后世的人？韩滉与李德裕一样，也曾官至宰相。

　　在书画界，正有极多极多的课题，需要既有雅兴、又多闲空的专家教授，去做仔细的“考据”。撇开这些古人，咱再看看现在的日本，是不是很需要中国的学者、教授仔细地“考据”呢。

　　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13年年初，短短几十年里，竟然连续“发现”了两件“王羲之书作”！这两件东西，一件叫做“妹至帖”，一件叫做“大报帖”。

　　日本藏有中国国宝极多，比如王羲之的《丧乱帖》等，日本向来是秘不示人的。而对所谓的“妹至帖”，他们却毫不珍惜，在2007年拿到中国香港来拍卖，想要卖给已经“不差钱”的中国人，起价2300万元港币。

　　2013年初，日本又发现了“王羲之”——所谓的“大报帖”。这件东西在日本各大媒体被广泛宣扬，被说成是王羲之书作的“唐朝精摹本”，和《兰亭集序》一样宝贵。现存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即为唐代精摹本。

　　几乎与此同时，就有中国的书法教授也展开了“考据”。该教授连“大报帖”是啥模样都没看见，就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权威媒体比如《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上发表长篇文章，说这“大报帖”非同小可，它和在香港流拍的“妹至帖”“原是一件”，这件“唐代精摹本”是唐时日本“遣唐使”带回日本去的，日本人不知在何年何月把它剪成了两件，现在“大报帖”重又面世，两件神物得以“珠联璧合”，这是书法界的一大盛事，是王羲之研究方面的一件大事。如此等等。

　　还没看到具体的原件，就说这东西是唐朝宝物，是“王羲之”！这位中国教授的“考据”虽然支吾其词言不及义没有半点说服力，然而在眼下的学术环境，专家、教授一旦发言，人们往往信以为真，谁都懒得“怀疑教授”，反倒轻点鼠标立即将此文加以转载，让书法教授的“学术影响”在网络上立即放大，让“大报帖是王书唐摹本”这一荒唐说法在这个人云亦云的世界上，给无数的观众彻底洗脑。

　　想必日本那边，会很感激这位中国教授吧？

　　笔者上网一查，发现这位书法教授曾在日本修学、工作多年，那时《大报帖》尚未问世。笔者又上网一查，发现2007年《妹至帖》在香港拍卖之际，这位教授也曾写了长文，宣传《妹至帖》是“王羲之”宝物。

　　其实，名不见经传的《妹至帖》《大报帖》不可能是王羲之作品。它们笔法粗劣，结字丑陋，语无伦次，错字连篇，就连“羸”字这样敏感的草书字都写错了(最后的部件“凡”居然写成了“反文”)。富于想象力的中国教授说那两件东西曾是“一件”，那么可以断言，现在的“两件”均与王羲之无关，都不是什么“王羲之书作唐摹本”。

　　日本人随便把什么东西说成是“王羲之”，中国人理应冷静，理应认真发现其“假”，断不可闭着眼睛“考据”其“真”，更不宜在权威媒体上不负责任地急着“顶”它。设若人家拿这东西来中国拍卖，中国花几千万甚至几亿元买到手，居然是假货，那么这样的“考据”，是帮了国家呢，还是误了国家呢？

　　书法界有时需要“考据”，但是做书法考据有个必要的前提：一要有知识深度，二要有学术良心。笔者觉得，有人拿“王羲之”忽悠中国之日，正是考验国人“知识深度”与“学术良心”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