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梅生艺术评析：意新花自奇

　　刘曦林

　　1994年的夏日，赵梅生在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个人画展。画展位于一楼东北角厅，似乎是不为画家首选的偏僻些的所在，但我在那里却获得了特殊的审美愉悦。笔者有感，曾撰一短文《散步于笔墨之间》，记述初识其画的感受：“高雅、清新、自如，仿佛是大暑中沁人心脾的一阵清风，涤污濯垢的一场透雨。”时过九年，这场清风透雨恍如昨日，似乎又多了层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慨叹。我有巷深之感，是因为久有去山西访贤问古之思而不能成行，那古晋之地对我是谜。山西近现代美术，尤其那里的中国画、花鸟画状况对我亦是谜。赵梅生之跃出画坛，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时人对山西中国画状况的担忧——晋地有人，赵梅生即是当今大家。2002年夏，赵梅生邀余及王君玉山赴晋一游，瞻古晋之文明，察今朝之变迁，益感梅生君之画艺和 那里的古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艺实乃晋地文化之新葩，亦为整个中国花鸟画一缕新的霞光。

　　一、坎坷与坚定的艺术里程

　　因为尚有不少同行对赵梅生不甚了解，且艺术的果子总与其艺术土壤和社会环境相关，为此有必要费些笔墨。

　　赵梅生属于20世纪前期的老一代画家与当今的少壮派衔接的一代。他1925年12月出生于山西闻喜县城，正梅花开时，故取名梅生。其祖父尚有家业。其父为当地花鸟画家，惜在其4岁时早逝。其母擅女红，为剪纸好手，他从小在母亲的感染中开始涂鸦，时剪刻皮影人物演示于窗。在其12岁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遂与母逃难。曾被日军抓去做劳工，因体弱被逐回。夏秋拾柴，春冬就读私塾。塾中得启蒙老师赵耀青指授，习读古文，临习古籍木版图 书中的人物插图。16岁在陕西咸阳纱厂做童工，因会画画，任儿童院美术教员。为此可以说，父母曾给予他艺术的遗传基因，传统的文化和民间艺术给予他艺术的启蒙，而战乱则磨炼了少年赵梅生的生存能力和不屈的个性。

　　赵梅生属于自学起家的艺术家，自学靠悟性。他自16岁在儿童院教书，后任教小学、中学、师专、师范，在担任太原画院副院长之前，站了半个世纪讲坛， 又是一位教师出生的艺术家。教书的人首先要自己有本领。不曾科班出身的赵梅生，在现代西画体系为宗的艺术教育岗位上深感不会西画的缺憾，自1952年起自学西画素描、速写、水彩、油画。但他的心仍在国画，以西画悟国画又成为他的思路。他曾经说：“当我看到苏联格拉西莫夫所作油画静物《红玫瑰》大盆鲜花的画时，他那狂放的笔触，强烈的色彩对比，特别是用笔的气魄，这不正和中国画大写意的追求有异曲同工之美吗？”①这是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位无奈教授西画的人对中西绘画美学相通的感悟。很多人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既批判了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却也常常将艺术的互融互渗现象一刀切地否定了。但赵梅生不仅感受到西画写生功夫，特别是对花木生长规律的认识于国画创作的实惠，更从美学上的异曲同工之美来参悟、丰富中国画的内涵，并由此自然而然地创立了自我风神。无论在宏观指导思想上我们走过怎样的弯路，赵梅生却实实在在地感到学习西画的这段“功夫确实没有白下。”

　　赵梅生有过中国文化和中国书画的启蒙，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却以漫画、连环画为主要创作体裁，并在教学之余出版过四本连环画，发表漫画千幅之多。这又是彼时普及美术的社会需求使然。对此，他亦不后悔，他说：“50年代我从事漫画创作，当我接到约稿后，如何使用夸张手段，使画面在夸张中生情达意，是要反复思考……有了这段艺史，我以后再画中国花鸟画时，习惯地在构思阶段多出几个方案，并将夸张手法嫁接到花鸟画中或显示画面不同于别人画作的视觉效应。”②这使我想起华君武画漫画善于学习齐白石的构思和题跋那样，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原本有互补之益，漫画对于赵梅生非但没有成为“不务正业”的赘疣，且巧妙地化作了他的花鸟画的营养。

　　在赵梅生的艺术经历里，不容忽视的是还有他所经历的时代的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位曾经历过姐姐被还乡团③抓捕，母亲被还乡团枪杀遭遇的人民教师，对共产党抱有绝对的忠诚。但他却于1958年错误地被补划为“右派”，为此他又经历了被调往煤矿工作，妻被逼退职，家庭遭断水、断煤，五个子女难以哺养的困境。所幸于1960年改为“摘帽右派”。“文革”期间被称为“死老虎”而被褫“闹革命”的权利，遂因祸得福，得暇近十年教书作画，自谓“每年以千幅之多习作深深浸溶在操笔、思考中。”④但“文革”的最后一年，学校搞“清队”，政治上愚昧的赵梅生竟提出搞清楚他1958年被划为右派之事而进了政治学习班。在学习班期间，他提出书写《毛泽东选集》而被允，遂偷带一本《张迁碑》，用在办公室早已存放的百米废晒图纸，边临碑边书写《毛选》，逆境中铺垫了汉隶书法功底。“文革”于赵梅生是特例，为此他幽默地称“文革”十年为自己的“黄金的日子”，“‘文革，这十年是我基本功奠基的十年，没有这十年很难说我现在所具备的写意功夫是什么样子。”⑤

　　赵梅生自1960年由西画、漫画等杂项转作中国画，这在中国是普遍的文化现象，对他来讲，是由于启蒙老师的种子和传统艺术的魅力深深地植根在他的心里而必然萌发的艺术生命。其于花鸟画，初作工笔，渐趋简笔，是缘于个性，也是缘于对中国写意美学的领悟。进入新时期，他又逐渐由中国画的各类题材集中于花鸟画，也随缘而作、随感而发地着笔于文物怀古、异域感怀，在这世纪之交的岁月里如坐春风般地进入了艺术升华的阶段。

　　综上而述，赵梅生的近八十年人生里程和六十年艺术生涯有许多属于这个时代里许多画家的共性，当然又有许多独属于自己的殊途。他经历了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启蒙，在教育岗位上自学西画，在创作领域里由漫画、连环画转向中国画并金字塔般地集中于花鸟世界，在社会大学里经历了童年流浪、反右遭难、“文革”得暇的苦涩、磨难，于新时期迎来压抑后的爆发，并由此铸造了他的硬骨头品格，铸造了他的创造奋进精神和综合求新的艺术思维。其中有许多难以言尽的辩证哲理，误兮益兮互有，祸兮福兮相依，而只有那些目标矢志不移、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自主地把握命运的前行。赵梅生对此深有感触，自谓“坎坷、艰辛、搏斗是艺术家最宝贵的财富”，“美的追求与苦的奋斗是对孪生兄弟”⑥。这是赵梅生的人生与艺术里程的简述，也是他的艺术的背景和方劲倔强的艺术个性生成的内在力量。

　　二、自异求新的花鸟世界

　　赵梅生在新时期进入艺术升华阶段并跃出画坛首先缘于花鸟画的创造精神。思想解放的文化氛围，政治上解放的欢快心情，艺术自主意识的高扬，使他坚定地确立了不食古人残羹自异求新的意识。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即“要画别人不画的东西”，“要画前人忌画的程式”，“不画在花鸟画常例中的构图”，“不画画面中的大杂绘”⑦此正是中国绘画史上不已的创造精神，从石涛的“我自为我，自有我在”，潘天寿的“不同才是艺术”，到赵梅生的“我行我素”，贯串着这种艺术上的特立独行性。赵梅生艺术的特殊性在于：

　　(一)立意新奇——花鸟画最难在笔墨与立意，其中意为内美，意为灵魂，意奇则奇，意新则新。赵梅生一方面藉梅、石等自然物表述与自我同构的硬骨头和与寒梅共浴雪的精神品格，并时有颇富文思的立意。一支燃烧的红烛伴着白梅，黑色与灰黄相衬的放射线条迸发着光焰，这《灯花》正是半个世纪从教的赵梅生的自我写照，也是对所有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奉献者的颂歌。两只小鸟栖于笔杆，笔锋饱含着墨色，背衬着似花非花之花，似雾非雾之雾，这《梦笔生花》恰是古稀画翁笔墨生涯幻象，不合生活真实，却是艺术的妙构。画面上横卧着两棵白菜，其中一棵却挺立出嫩黄的菜花(《生机》)，这现象在生活里是败笔，在艺术上却是奇想。走笔至此，禁不住令人想起齐白石的富有人情味的《苍蝇》，蕴含哲理的老鼠《自称》以及蝌蚪戏逐荷花倒影之不合生活情理的奇想⑧。赵梅生发扬的正是这种“迁想妙得”的艺术思维，而结出的却是自己的果实，从于心地表述的是自己的情思，是自己对新时代的艺术感怀，此亦可称之为浪漫，可称之为艺术的机智。笔者时常慨叹花鸟世界尚缺少这种妙趣，甚至于为此曾戏言要解剖齐白石的大脑何以如此不同，又曾戏言要解剖华君武的大脑何以构思绝妙。今天赵梅生的经历中使我悟到，漫画的想象、夸张、联想、诙谐与“迁想妙得”同理，当是开启花鸟画家思维的一把钥匙。赵梅生根据自己的漫画创作经验有“发酵”之说，他认为：“使作品呈现超越事物常态的构图，使欣赏者见新，见奇，正是采取‘发酵’夸张造型手段所达到的境界”⑨笔者颇欣赏“发酵”说，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正是发酵之过程，需要补充的是，不仅仅限于夸张手法，亦不仅限于造型和事物之常态，还应超越事物之常理，使艺术的内在美用特别的构想、角度即赵梅生所说的“出个新点子”挥发出来，有诗外诗，画外画，味外味，甚至味之不尽方臻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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