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诰和他的奉敕绘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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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王琥

　　清代宫廷绘画在康、乾时期达到了最鼎盛阶段，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无论在数量上或是质量上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并在乾隆时期逐步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宫廷绘画体系。

　　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以文学侍从之臣组成的“词臣”创作群体，他们在从政之余以能书善画而受到皇帝的青睐。这些书画家大多为进士出身，位居要职，董诰即是其中之一。他供奉内廷凡40余年，为官清廉，书画精湛，是清代中期“词臣”书画家中的佼佼者。

　　董诰生平简述

　　董诰(1740～1818年)字西京，号蔗林，浙江富阳人，礼部尚书董邦达之子。董诰虽出身名门，却毫无骄扈之气，自幼秉承家学，勤修不辍，不但全面继承了董邦达的政治品德和艺术才能，更有出蓝之誉。

　　董诰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23岁时得中进士。先后历任或兼任工部、吏部、刑部侍郎，四库馆副总裁、正总裁，直到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并入值军机处，更因台湾、廓尔喀先后底定并列功臣，两次图形入紫光阁，展现了出色的政治品德和行事能力，对此嘉庆曾多次予以称赞，有“经皇考简任多年，克尽忠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及“赞襄机务，懋着勤劳”等语以为评价。也说明董诰从政能够始终中正勤勉，符合皇帝、尤其是嘉庆帝的用人标准，既能尽忠守则，又能勤于执行，故能历乾、嘉二朝始终位居权枢。对此嘉庆亦有诗赞“久任枢廷政教宣，两朝知遇一身肩”可谓董诰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董诰病逝，嘉庆“深为悼惜”，不但亲往祭奠，并立碑刻诗，有“世笃忠贞清节坚，先皇恩眷倍寅虔”等语以彰其忠贞，而且将董诰入祀贤良祠，赐谥“文恭”，并恤赏董诰子董淳四品京堂，以示“笃念耆臣至意”。董氏一门三代确是承恩浩荡，福耀门庭了。

　　董诰绘画的师承

　　《清画家诗史》谓董诰“山水禀承家学，秀雅绝尘”，《清代画史增编》亦有“禀承家学，山水绝伦”之语，说明董诰的绘画深受其父影响。

　　董邦达的山水善用枯笔长皴，神韵悠然。其渊源“近接思翁(董其昌号思翁)，远追北苑(董源)，论者有古今三董相承”之说，说明董邦达主要承袭了董源到董其昌的绘画相承之路。其用笔“虽宗法董(源)巨(然)、子久(黄公望)，而其用墨实得力于思翁”，在笔墨风格上更多的接近于董其昌的特点。董其昌的绘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非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生拙，拙中带秀，从而体现文人画平淡天真的意趣。事实上，与其说董邦达继承了董其昌，倒不如说他是通过学习“四王”中王原祁、王翚，使自己的山水归入了明末清初以来的山水“正脉”。

　　董诰幼承家法，冯金伯在《墨香居画室》中有言：“某向尝获观文恪公(文恭)真迹，闳深渊懋，浑厚精微，远则北苑、巨然，近则华亭(董其昌)、娄水，渊源一脉，神气吻合。”乾隆对其亦有“家法由来山水传”之语。董诰的山水正是沿袭了董邦达的宗法渊源，在此基础上，利用侍从近臣的身份，饱游沃看宫廷丰富的古代名家巨迹，使自己的山水艺术能够上窥宋元经典，遂成一代名手。

　　董诰奉敕山水画的风格 

　　董诰的奉敕山水画按用途分，主要有用于宫廷苑囿装饰的山水，供皇帝政务之余，案头手边把玩欣赏的山水，表现皇家园林景色的写实山水，随驾出巡途中的纪实山水几类。

　　赏玩类山水绘画形制主要有册页、成扇等。如董诰《绘山水景致并书御制文津阁作歌》扇，此扇款署“臣董诰敬绘”。其一面所绘山水，虽作平远小景，但却山峦叠翠，平湖碧水，又有亭台水榭隐现其间，位置安排疏密有致，笔力清劲秀雅，其用墨则又有明显的王原祁墨色层层皴染的特点，与王氏典型的“熟不甜，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的笔墨风格极为相似，极具风韵。其于尺幅之间营造出清秀而又丰润的山水小景，极为适合股掌之间把玩品味。

　　又如《墨庄览胜图》册，所谓“墨庄”即为“藏书”之意。此册十二开绘著名藏书楼或书院景貌，取法元代赵孟作青绿山水，山石树木细笔勾勒轮廓，填以青绿，再用枯笔干墨以短披麻皴擦，浓墨点苔。其中数开或于边角或于远山兼以黄公望浅绛法以为点缀，风格秀润，很好地表现出文人书斋的儒雅氛围。其中《天香书院》一开(图1)，嘉庆有题“寄语书惟勉力勤”，深有自勉勤学之意。将此册置于书房之中，既可作为装饰赏玩，又兼“励志”功效。

　　董诰绘《文园狮子林图》卷表现的是承德避暑山庄中的狮子林，该园是仿照苏州狮子林所建。“元四家”之一的倪瓒，曾以苏州狮子林实景入画，作《狮子林图》卷，此作为清宫旧藏，入《石渠宝笈》著录，被乾隆奉为至宝，题记多达百余，并亲题“云林清閟”四字。乾隆还四次临仿绘制《狮子林图》，并命宫廷画师、词臣画家多次以此为题进行创作，如方琮《仿狮子林图》卷等。

　　董诰所绘《文园狮子林图》卷(图2)与乾隆、方琮等人所临倪瓒《狮子林图》相比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构图上有明显不同，在屋舍、竹石等景物位置安排上自然随意，不苛求位置吻合，意在突出江南苑囿的清新秀美。在技法上不完全临仿倪瓒的简秀笔墨，而是兼糅了“四王”的秀丽风貌，以墨笔勾勒，再敷以淡色，兼有黄公望浅绛之法，整图更富江南园林的秀美韵味，有神游佳苑，寄情抒怀之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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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曾六下江南，八次登临浙江嘉兴烟雨楼，董诰所绘《烟雨楼图》轴(图3)，记录了此楼美景。此图颇得米芾、高克恭风貌，布局疏密得当，笔墨浑厚清润，皴染精到，作品风格秀丽苍润，如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烟雨楼面貌。乾隆在此图有御题诗曰：“素壁词臣命写图，遂看即景貌鸳湖。是烟是雨真无定，为北为南了不殊。何必避嫌云着相，果然入妙协清娱。春巡昨况分明在，依恋民情略缱吾。”此诗言明董诰果然写实入微，足可感怀昔日南巡登楼之景。

　　历乾、嘉二朝，董诰进呈了大量奉敕山水作品，这些作品大部收录于嘉庆时期完成的《石渠宝笈三编》。观察并分析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董诰依据用途的不同而作相应发挥，于细微之处变化精妙，或是契合扇面把玩的尺幅小景，或是满足实景山水的抒怀记兴，抑或是反映历史事件，变的是在细节上的把握，不变的是对于由近法“娄东”、董其昌而上窥五代、元人遗韵的坚持和秉承，将先贤的各种优秀技法组合发挥，既满足了实际创作需要，又表现了各种山水题材的优美意境，反映出董诰深厚的文化学养和艺术水平。

　　董诰奉敕花卉画风格 

　　清代宫廷花鸟画的传承正统与主流风格是以恽寿平为主。恽氏花卉仿北宋徐崇嗣的“没骨法”，用笔潇洒秀逸，形神兼备，颇富文人韵味。有清一代至民国时期200余年，从事花鸟画创作的历朝画师、词臣及在野文人画家，或多或少都受到恽寿平的影响，而康熙时期词臣画家中受其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蒋廷锡。蒋廷锡的花鸟画则直接影响了清初直到嘉庆朝宫廷花鸟画的创作，董诰亦莫例外。

　　蒋廷锡的花卉以“没骨法”为主，有两种面貌，一为墨笔或是墨笔淡设色的小写意花鸟画，这种风格更为接近恽寿平飘逸自然的风格，一种是工笔重彩的细谨风格，恽寿平亦有这种细笔面貌的作品，风格冶艳，但为数不多。蒋廷锡将恽寿平的这种细笔风格进一步融入了皇家的富贵气质，以便更好地为皇帝服务，突出典雅华贵的宫廷风格和审美趣味，却失去了恽寿平本来“野逸”的高士气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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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诰的花卉更多的是承接了蒋廷锡细笔华贵一路的风格，并上追恽寿平。如董诰《绣谷丛芳图》册(图4)，此册共4本，分别以春、夏、秋、冬为题，各册绘多种折枝花卉，并用紫檀木匣存放，是一套绘制与装潢并美的作品。册中花卉以恽寿平没骨之法而绘，风貌艳冶工丽，花朵以“没骨法”着色渲染，色彩研润亮丽，枝叶则精工细写，笔力沉着，尽显百花韵致而天趣盎然，颇有蒋廷锡华贵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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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董诰绘《绮序罗芳图》册(图5)，此册10本，绘各色花卉，笔法精细，敷色妍丽，兼工带写，花朵作“没骨法”，枝叶则以小写意笔法勾出轮廓，而后敷以重彩，层层烘染，风貌细腻华丽。而这种直接得力于蒋廷锡，以“没骨法”为主，兼以精细勾写的表现手法正是董诰最为擅长的，也是最受皇帝青睐的。

　　将董诰所画花卉与蒋廷锡相比，可以看到，董诰的绘画很好地吸取了蒋廷锡雍容华贵的气韵，虽然在笔法上不如蒋廷锡挥洒自如，或有刻板之嫌，但其华贵亮丽的面貌却是颇得蒋廷锡神髓。

　　董诰的没骨花卉风格精丽，更多地继承了清代宫廷绘画的皇家富贵之态，缺少了自然高洁的脱俗之气。而这也是整个清代宫廷花卉画的流弊所在，于创作上单纯以迎合宫廷需求为主，却在无形中限制了个人的艺术创造力，周而复始，最终导致了在乾、嘉之后清代宫廷绘画整体水平的快速衰落。

　　结 语

　　从董诰的奉敕绘画作品来看，他的山水画技法直接得力于其父家学熏陶，花卉画则是深受清代宫廷画家蒋廷锡的影响，各有千秋，水平不俗。董诰一生书画创作大部为内廷服务。《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载：“先是文恪公(董邦达)以书画受主知，公继之亦以文学备位侍从。”说明董诰亦是以精熟的丹青技法而受皇帝赏识，而且董诰“所进奉画本收贮内府甚夥，并收入石渠宝笈三编”。因此董诰的宫廷绘画作品当是以服务内府为主旨，主要是要迎合皇帝的鉴藏口味，故而他的绘画自然深受当时清宫书画标准的影响和桎梏。到嘉庆时期，时值清代由鼎盛向衰退转折之际，嘉庆实为守成而殚精竭虑，在宫廷书画的欣赏鉴藏上继承了清代宫廷绘画的一贯风格，董诰的奉敕绘画自然也延续了这一风格。加之他恭谨谦和的性格，都决定了他在奉敕创作上难有自出机杼的杰出表现，也反映出董诰以政为主，书画为辅的从仕之道。

　　董诰一生为官，深受乾、嘉二帝眷赏。他不但为官清明，而且艺术修养深厚，他于丹青之事所取得的成就世所共睹。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称董诰“承东山宗伯家学，早岁即通六法，有‘大小董’之称”。此语将董诰与其父董邦达并称。乾隆有云：“问绢家风原未远，欣看二李已堪齐。”冯金伯更谓：“今大司农(董诰)秉承家学，不特勋业彪炳，亦复妙绘绝伦，伊陟象贤元晖继美，公以一身兼之。”乾隆和冯金伯将董诰父子比作李思训、李昭道或米芾、米友仁，虽不无溢美，却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董氏父子绘画艺术的喜爱与推崇。

　　但是，站在中国传统绘画发展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赞誉显然是过度拔高了。董氏父子并非开派大家，而且继承多于创新，在艺术水平上也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艺术眼界、能力和皇家需求的局限，其影响亦有限。因此，全面深入地了解与研究此类艺术家的生平、创作，有助于后人能客观、正确地评价词臣书画家在画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责编  李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