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心庆
今年4月,一些媒体刊登了一条消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一幅画《爱痕湖》,在北京嘉德拍卖公司拍出1.00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空前的。当时,我正在美国休斯敦探望大女儿。说实话,我心里也很激动。爸爸的画价值连城,能为中国、为东方甚至全世界所认可,是值得庆幸的。
此画如此昂贵,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也有人对我说:“张心庆,你是张大千的女儿,肯定有他的画,不说多,两三张总是会有的……”我哭笑不得。我不可能逢人就解释,“文革”期间,这些画早就被抄了……过去的事,老重复说也没有意思。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真的,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个“无产者”。我后悔吗?怨恨吗?不,什么都不。人不能抱着过去的恩恩怨怨不放手。爸爸曾教育过我:“好女不穿嫁时衣,好儿不吃分家田”,人总得自力更生,独立坚强地生活。这些(画)是有形资产,损失了不算什么。我心灵的财富,那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
很多年前,我就想写写爸爸张大千,让世人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一张张绚烂画作的背后,他有着一颗怎样的心灵;作为一位享誉东方的绘画大师,除了有炉火纯青的绘画技艺,他的心中又蕴藏着哪些秘密。我想,这些才是爸爸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
爸爸教我做人道理
1930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时,爸爸31岁。我们家祖籍广东番禺。这事儿,爸爸说过不止100遍。阿公(祖父)原来是个小盐官,阿婆(祖母)是位大家闺秀,聪明能干,诗、书、画、刺绣都很在行,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绣女。阿婆什么都好,就是爱包办子女婚姻,子女都很孝顺她,也不反抗。我父母的婚姻就是阿婆包办的,以致他们之间没有感情。母亲曾正蓉结婚11年,才生了我一个女儿,爸爸的事业心特别强,时常在外东奔西走,很少在家,更何况他们两人是包办婚姻呢。
我一生有过4位母亲。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爸爸既然组织了这样一个家庭,我也感受到它的温暖,那就接受它吧!我爱我的爸爸,也爱他身边的人,就像我妈妈说的:“我爱我的丈夫,也爱他的父母以及每一位家庭成员。”
爸爸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的第一颗种子,就是“孝敬老人、关爱老人”。我现在已经是一位81岁的老人了,但5岁时的一个场景,我至今还记得。
1935年,我家住在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阿婆卧病在床,爸爸从北京特意回来看望她。一进门,爸爸就给阿婆磕头,说:“您老人家病了,我没有回家伺候您,是最大的不孝,请您想开些,不要生气……”爸爸急急忙忙去了厨房,端来一大盆热水,他把阿婆抱起来,给她洗脸、洗手、剪指甲,然后把阿婆脚上的袜子脱掉,我一看,惊呆了,阿婆竟有一双被扭曲的小脚。爸爸耐心地将裹脚布一圈一圈地解开,给奶奶轻轻地洗脚,慢慢地按摩。那时候,爸爸在中国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可是回到老家,他竟然还能为阿婆洗脚……我对爸爸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爸爸是一个很重情谊、懂得感恩的人。他不止一次对我们几个孩子说:“我幼年时,家里贫寒,你们的奶奶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常给别人绣花、做嫁妆;家里的事情全靠你们的三伯母照应,她把我拉扯大,我永远忘不了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因此,爸爸成年后努力画画,把这个家的担子担起来。每当爸爸开了画展回家,总是买最好的东西送给哥哥嫂嫂,然后才是自己的妻子。对我们小一辈的子女也是如此,把好的先给侄儿侄女,最后才是我们。爸爸有兄弟四人,加上下一辈的子女总共有二三十人,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谁有能耐,谁就多担一点。
爸爸不但管家里的人,还主动帮助他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家属。有一次,一位师兄的妻子生病住院,家里没钱,爸爸便拿出我和妹妹上学的学费,交了住院费。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爸爸的手是画画的手、神秘的手,可以呼风唤雨,改天换地。想什么,画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爸爸的手是平凡的手、勤劳的手、智慧的手。给奶奶梳头、洗脚、剪指甲,把病中的女儿从深夜背到黎明,给朋友烧菜、做饭、炖鸡汤……”他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
“画美,心灵更美”
1943年,我刚上初中,已经有了基本的是非观念。我们家里兄弟姐妹上学,爸爸从不硬性要求成绩好坏。但有一点,他对子女们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质非常重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家的子孙后代有三戒:戒烟、戒酒、戒赌。因此,我们的大家庭中,没有一人敢抽烟、喝酒、赌博。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则有关爸爸的小故事,标题是《张大千——世界上最富的穷人》,我打心眼里赞成这一点。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爸爸常在各地开画展,收入不菲,但奇怪的是,我们家并不富裕。根据爸爸的收入,我们家完全可以购置田产,住豪门大宅,可我们的家却“富可敌国,穷无立锥之地。”家里的住房,全是租借朋友的。
钱究竟去了哪里?大部分用来买古画。爸爸不断地钻研、临摹,特别喜欢一些艺术大家,如石涛、八大山人、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只要喜欢的,是真迹,爸爸就不惜重金买下收藏。渐渐地,他成了古画的专家、收藏家和鉴定家。爸爸为了画出自己的风格,大胆向古人学习,向民间学习。临摹敦煌壁画时,他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子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出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爸爸以画画谋生,但从不吝啬。无论是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只要喜欢爸爸的画,向他开口,他都痛快应允,不取分文。1940年抗战时期,我们家住在四川青城山上的青宫庙,爸爸经常要带许多画具和纸张上山写生,他请了一位叫王青云的人抬滑竿。一天,王青云提出请爸爸给他画个像,爸爸答应了。第二天,王青云大清早来到我们家,手上还提着一只山鸡。爸爸说:“老王啊,你怎么不给我抓一只活的来,这么美的山鸡,画下来多好呀!真可惜……”老王看着自己的画像,高兴极了。
1963年,爸爸和我有一次去香港。我们住的酒店有两位负责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他们怯生生地对爸爸说:“我们想请您画一张画。”没想到爸爸笑了,“你们怎么不早说呢?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我的画。你们每天为我做这么多事,我怎么能不感谢你们呢?我马上动手画。”
那天,爸爸给他们画了一张松下老人,一张花卉。旁边一位客人看得入神,要出高价买这两幅画,爸爸不给,说早有主了。客人一看是服务生,惊讶地说:“我还不如他们?”爸爸生气了:“你有钱可以在我画展时买,我对朋友一视同仁,我们只是工作职业不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你好自为之吧!”爸爸把画交给服务员时,他们激动地说:“张老先生,您的画美,心灵更美。”他们深深地向父亲鞠躬,表示感谢。
最值钱的遗产
爸爸是一个精力充沛、勤奋努力的人。每天有画不完的画,写不完的字,吟不完的诗,爬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每次他外出游览回家,不管多少天的长途跋涉,必定把当天的“功课”做完,画画、写字直到黎明。
童年时,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几个兄弟姐妹晚上围在爸爸的画桌旁,跟他聊天。记得有一次,我傻乎乎地问爸爸:“徐伯伯(徐悲鸿)的马画得好还是你画得好?”爸爸没理我,我又问:“齐伯伯(齐白石)的虾画得好还是你画得好?”爸爸瞪了我一眼说:“你真没礼貌,小小年纪,不能随便评论老一辈。徐伯伯是专门画马的,当然比爸爸画得好,齐伯伯画虾也比爸爸画得好,我是向他们学习的。爸爸知道自己很笨,所以很勤奋。”
爸爸为人谦逊,常说自己是最笨的人。他在50岁之前,遍游祖国名山大川,50岁之后周游欧美各洲,先后在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居住,游遍欧洲、美洲、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的名胜古迹。所到之处,他写了大量的诗词和写生稿,积累了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
自从1949年爸爸离开大陆,寓居海外,到他去世的数十年间,我们只见过一次面。但我知道,爸爸像个“万能博士”,不仅艺术有所成就,还会搞园林、雕刻、烹饪……无论身在何处,他宴请宾客都在家里,还是亲自动手。当年在台北,爸爸和张学良,还有当时的台政府高官张群是至交,大家称他们“三张”。他们在爸爸家聚会,饭还没吃完,爸爸发现张学良将军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后来才知道,他跑到厨房里,去揭墙上的菜单。原来,他见爸爸的菜做得精致,想拿去收藏。这秘密被大家发现后,都争先恐后去拿爸爸的菜单。凡是在爸爸家里当过差的厨师,离开后去开餐馆,生意都火得要命。有的餐厅连名字都是爸爸给取的,其中一家叫“青城山”,招牌菜取名“大千鸡”、“大千鱼”……
爸爸为了追求艺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56年,他在巴黎时,主动要求与西方艺术大师毕加索见面,连翻译都不赞成,认为如果毕加索不见,岂不是丢了你东方大师的面子。爸爸为了东西方艺术交流,多次请见,最终见到了毕加索,他和爸爸谈得很好,毕加索说:“绘画艺术,在你们东方。”
爸爸一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我理解他是热爱祖国的。1952年,爸爸离开香港赴海外侨居时,正是他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他把身边最珍贵的古画《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万壑松风图》,及一批敦煌卷子、古代名画,以极低的价格半卖半送给了祖国。当时,美国人出高价要买,爸爸没有答应。他说:“这三幅古画是中国的珍宝,不能流入外国人手中,我不能做遗臭万年的事。谁叫大陆是我的母亲、我的祖国,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是我的选择。”爸爸离开大陆后,1954年,我母亲曾正蓉把爸爸临摹的敦煌壁画279幅捐献给了四川省博物馆,爸爸非常支持。
1983年4月2日,爸爸在台北因心脏病发,医治无效病逝。爸爸过世那年,海峡两岸局势不稳定,兄弟姐妹只能望洋兴叹,没能在爸爸墓前叩拜。爸爸生前留下许多的画和古迹,都捐给了海峡两岸的博物馆,就连他的住所“摩耶精舍”都捐献了,这些就是他对祖国的奉献,对祖国的爱。
直到今天,爸爸的教导仍常在我耳边回响:“一个人没有开阔的心胸,怎画得出雄伟壮丽的山河;不喜爱动物飞禽,怎画得出奔腾的骏马,可爱的小鸟;不热爱大自然,怎画得出参天的大树,美丽的花朵……”我在心里不止一次地说:爸爸,这些才是您给我最最值钱的遗产,我深深地爱着您,永远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