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光先生捐赠作品始末

　　杨之光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注定要进入历史，进入博物馆。这种英雄主义的使命感，贯穿着他的整个生命，却长期被有些人斥之为“名利思想严重”，甚至被讥嘲为不自量力的“狂妄”。但历史的盛筵，恰恰不是为平庸者铺张的。他始终以一种明晰的追求、以一种温和谦逊的姿态、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去逼近自己的人生目标，驱使他不仅仅纯粹地为个人，更重要的是为时代而创作。博物馆是历史的主要载体之一，至于杨之光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完成进入博物馆的使命，则需等待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

　　早在赴京举办四十年回顾展之前，已有香港的昌达集团与广州穗普房地产公司联合向杨之光提出，由私人出资为他在广州风景秀丽的南湖开发区建设一座私人美术馆，借此提高该地区的文化层次，带旺一大片。设计方案已经出台，建筑面积几千平方米的美术馆楼高三层，有展厅，有藏品屋、装裱房等，美术馆将对他的作品作整体性收藏。另外，台湾也有私人机构向杨之光表示过为他在台建立个人美术馆的意向。“杨之光四十年回顾展”晋京展览所引起的轰动效应，以及美术理论界对该展览的高度评价，引起了中国美术馆的高度重视。美术馆的官员在与杨之光聊天时，获悉南方和海外有人意欲为他搞私人美术馆，而他却表示该在国内、由公家来搞才有意思，马上启发杨之光：“你有没有意思将这批展品不要分散，而是全部捐赠给国家？”因为这批展品，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无论是反映重大题材的创作，或是一般的生活小品和人体艺术，都比较集中、典型地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物画发展的一个缩影，是单个画家毕生创作的最完整的一组国画人物画系列，这种个案目前在其他人物画家身上是较难找到了。中国美术馆的官员还强调：“如果这批作品分散了，将来东卖一张，西卖一张，虽然每一张都能卖出大价钱，但要集中起来却很困难，那就是一种金钱所无法弥补的巨大遗憾了。”

　　尽管向中国美术馆整体捐赠作品已有先例，国画家崔子范不久前已将自己几十幅作品捐赠在这里作永久性收藏，但杨之光这批展品有二百多幅，除了部分属海外个人藏品外，还有近一百八十幅，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不过，作为一个艺术家，杨之光深知中国美术馆是中国最权威的美术收藏机构，他的心动了。捐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心愿， 只讲奉献而不计较回报，杨之光早在50年代就有过此种义举了。1954年春节期间，杨之光专程从武汉回到上海，除了看望父母外，主要是“动员母亲将家藏的一些古画捐给学校作教学上的参考，结果是胜利了”。他于1954年3月9日，写信告诉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家潘绍棠老师说：“我已将这些画捐赠给学校图书馆保存，我知道这些画只有这样处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这次向学校捐赠的一批藏品中，还包括两件世间罕见的《唐人写经》真迹。而爱伦也深受儿子爱国热情的感染，除了拿出部分藏品让杨之光捐赠给当时的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外，她本人也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国宝级的文物——西汉铜虎。

　　不过，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那次捐赠，仅仅是他与母亲之间的事；现在面临的捐赠，却与他的妻子女儿直接相关。在国内生活几十年，他深切了解画家的家属对于捐赠问题、钱财及遗产处理问题，都相当敏感。不少画家后人为争夺遗产闹得很不愉快，甚至连画家本人还没过世，争产风波已演得轰轰烈烈。他向中国美术馆的官员表示，须回去与妻子女儿们好好商量一下。因为这笔财富他原打算留给在美国的女儿们的，完全可以将作品带往国外。

　　没想到鸥洋和女儿都鼎力支持杨之光。鸥洋是个爽快人，她说：“我早就有这个打算了。”她懂得艺术无价，坚决支持丈夫捐赠，这是她最真实的心态。两个女儿和大女婿则表示：“爸爸这批东西，交给国家收藏比留在家里更有意义。”杨之光对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深感欣慰，立即向中国美术馆作出回应：“我的作品哪里也不给，就给国家了。”但有些好心人提醒杨之光：“你要好好考虑，不要后悔啊！”也有的人说：“这批画粗算一下，至少也值千万，你舍得吗？ ”更有一些国外朋友说他是“愚忠”。但杨之光却有自己的想法，他总认为：“一个人的财富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财富，一种是精神财富。如果传给子女，传给子孙后代，精神财富比物质财富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他还认为：“我的艺术来自人民，那么我将自己的艺术成果交还给人民，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人虽在国外，但我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把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毅然与中国美术馆签订了捐赠合同。

　　杨之光捐赠作品及授奖仪式于1997年6月3日，在中国美术馆一楼方厅举行。前来祝贺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原中顾委常委陈锡联、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将军、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等。杨之光的捐赠行为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评价，由潘震宙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向他颁发了特别奖状：

　　“著名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杨之光教授积极向国家美术馆捐赠作品，为表彰其爱国义举，特发此状。

　　仪式举行期间，中国美术馆还收到了发自美国的美国中华艺术学会及美国保护野生动物艺术基金会等机构发来的贺电，对杨之光向祖国无私捐赠作品的义举深表敬意；还收到了杨之光大女儿杨红、大女婿何建成、小女儿杨缨发自美国洛杉矶的贺电。仪式原本没有宣读家属贺电的安排，但杨之光家属殷切之情，感人至深，大会临时决定更改安排，予以当众宣读：

　　1997年6月3日这一天，是爸爸期待已久的重要日子：爸爸把他这辈子创作的一百八十件精品全部捐赠给北京中国美术馆。我们在海外的子女们特藉此传真向爸爸表示我们最衷心的祝贺。

　　这批作品可以说是爸爸毕生的心血。几十年来这些作品伴随着我们姐妹出世，伴随着我们成长，伴随着我们全家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跟我们全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今，这批作品要离开我们的家了，尽管我们有一种与兄弟姐妹骨肉分离时那般千万个舍不得的感觉，但我们支持爸爸、妈妈这个决定。这批作品能因为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而变成祖国的财富，这远比放在家里或留给子女要更有意义，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的最好归宿。

　　在祝贺爸爸的同时，也希望中国美术馆好好保存、定期展览并全集出版这批作品(《杨之光四十年回顾展作品精选》已由中国美术馆出版——笔者注)，让爸爸这一百八十件精品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这是我们全家人最大的期望。

　　就这样，中国美术馆如愿接收了杨之光这批四十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杨之光慷慨向国家赠画这一事件，在社会产生重大反响，不但震动了美术界，震动了名画家的后人，它的意义还超越了一定的历史时空。美术史论家李伟铭说：“事实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中国美术馆作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明智选择——在我们以及后人在寻访现代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历史的时候，既不能忽略杨之光，也不能忽略中国美术馆所拥有的在杨之光艺术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这批捐画。”

　　仿佛印证李伟铭先生的话，杨之光的捐赠作品第二年在中国美术馆定期展出时，再次引起热烈反响。他的师母廖静文先生特意再次参观，并给杨之光留言：

　　“今天来看你的作品，流连不忍离去。你的画有着十分强烈的魅力，简练、生动，人物肖像既肖又妙，感染力很强。你所画的这些人物肖像我都熟悉，每一张肖像都令我驻足惊叹。”

　　但因为杨之光已经离开北京，字条被搁置在抽屉里近两年之久。1999年3月8日，廖师母在收拾东西时偶然发现这张字条，连忙补寄给杨之光，另函再次赞扬杨之光：

　　“你的人物画是当今屈指可数的少数肖像画优秀作品，其魅力令我长久难忘。希望你继续画下去，用写实的画法。你许多作品真使人眷恋难忘，我在美术馆看了很久很久……”

　　这些朴实而深情的文字，足以证明徐悲鸿夫人对中国美术馆收藏的这批藏品的珍视。

　　中国画坛历来存在门户之见，流派纷争，对艺术事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杨之光的价值，杨之光的意义，在广东是长期被严重低估的。中国美术馆整体收藏杨之光四十年回顾展作品的消息传来后，广东有关部门才惊醒起来。广东美术馆、广州美术馆等部门相继与杨之光联系，表示希望能收藏他创作的其他作品。杨之光明确表示：“只要你们有决心收藏，我就有决心捐赠！”表现得慷慨大度、豪气冲天，分别于1997年12月15日、1997年12月31 日、1998年1月 21日，依次向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捐赠作品六十七件，向广东美术馆捐赠作品二百三十二件，向广州美术馆捐赠作品六百三十五件。从捐赠的作品质量看，并未因中国美术馆“拔了头筹”而变成“残羹剩饭”：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接纳的是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课堂教学教材；广东美术馆接纳的是他各个时期的写生作品与一些重要代表作的创作草图，其重要性被认为是仅次于中国美术馆所接收的作品；广州美术馆接纳的巨量作品，占有更重要分量的是一大批速写，还有杨之光于1954年用中国画笔墨，将俄罗斯巡回画派大师列宾的杰作《萨布罗什人》“翻译”摹移过来的巨幅习作，被专家认为“既生动地表明现代中国人物画家在积极学习西方视觉经验方面所作的努力的方式，同时也显示了中国画作为一种表现媒介在再现生活的复杂性和准确性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因而“具有意义非凡的收藏价值”(美术史论家李伟铭语)。几家单位均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辟出专馆陈列。广州美术馆接收了杨之光这批巨量捐献后，还在即将落成的规模宏大的广州艺术博物院设立了杨之光艺术馆，作永久性收藏与展出。

　　通过这几次大规模的捐赠，杨之光家中几十年积蓄下来的创作精品已经“荡然无存”。他语义双关地笑着说：“我现在是一无所有，又要从零开始了。”

　　至于历史将对自己作出什么评价，杨之光既不强求，也不虚妄。他说：“我相信历史。历史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我就在什么位置上。”但他渴望进入历史、进入博物馆的强烈欲望，实际上已造福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如今，当年曾全力支持父亲捐画的杨之光儿女们，为了能留有父亲的作品作纪念，他们用自己的积蓄向社会上的藏家手中购画，成为画家子女购买父亲作品的一段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