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杨之光先生和新人物画

　　郎绍君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画，以革新为主潮，这一主潮又以新人物画为“火车头”。带动这个“火车头”的，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本画册的主人公杨之光。了解20世纪绘画不能不研究这些出众的人物，而研究他们也必须连及作为整体的20世纪绘画。

　　本文试从艺术历程和艺术探索两个方面考察杨之光的新人物画，并试图谈及与新人物画相关的历史经验。

　　艺术历程与分期

　　迄今为止，杨之光的艺术活动，可概括为三大时段，即奠基时期、创业时期和扩展时期。

　　一、奠基时期 (1943一1953年)

　　杨之光小时兴趣很广，凡诗词、音乐、表演、书画、篆刻都喜欢，最痴迷的是书法篆刻和绘画。启蒙老师曹铭曾指导他临摹石涛、八大、吴昌硕和齐白石的作品。后经曹铭介绍，正式拜李健为师习书法。李健(1881一1956年)，字伸乾，别署鹤然居士，江西临川人，是清道人李瑞清之侄，著名书法家。早年毕业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是姜丹书、吕凤子、凌直支的同窗，官至内阁中书。民国后从事教育，曾游居南亚，任槟榔屿师范校长。美术史家俞剑华说他：“于学无所不窥，真、草、篆、籀无不工。偶以书法作画，花卉、人物饶有佳趣……亦工治印，谦和纯正，蔼然长者。”(1)，杨之光课余至其家，磨墨理纸，研习笔法，历时六年。他后来回忆说，李老师要求很严，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即倒锁房门练习李老师布置的书法作业，雷打不动。将 “散氏盘”、“毛公鼎”、“石门铭”、“石门颂”、“张迁碑”、“十七帖”'、“圣教序”等苦苦临了多遍(2)。在40年代的上海，一个年轻人经受这样的书法训练，并不稀罕，但对后来兼融中西艺术的杨之光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

　　1948年冬，临近中学毕业的杨之光只身转回原籍广东，经李健介绍投师高剑父学中国画，又循高氏旨意入广州市美校习素描、水彩。高剑父晚年向传统回归，以“新文人画”自称。在南中美术院的阁楼上，高氏以“折中中西、改革中国画”的观念教导这个小弟子，并要他整本勾临《景年花鸟画谱》和 《梅岭画谱》(3)。半年后，因时局动荡，杨之光和几个同学弃学自谋生路，最初想当流浪画家，向敦煌进发。但战火阻断了北去的交通，他们就乘五等舱渡诲，转赴台湾。那时的台湾证一片混乱，他借宿车库、打临时工维持了五个月，画了一些画，终因前途茫茫，返回广州。台湾之行的最大收获，是得到了一次独立生活的锻炼。

　　1950年初，杨之光转到苏州美专上海分校中画科学习，以台湾写生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本画集也在上海安定坷罗版社印行。当年夏，他以苏州美专毕业生的资格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班。当他手持颜文樑的推荐信和个人画集谒见徐悲鸿时，徐氏却要他“从零开始”，报考普通班(4)。从李健、高剑父到徐悲鸿，都按照自己的原则要杨之光“打基础”。在徐悲鸿看来，杨之光虽上过两个美术学校，却都没有解决造型问题，所以要求他从头学素描。50年代初的中央美术学院尚未恢复中国画专业(5)，他上的是绘画系，学素描、速写、水彩、图案和白描，而学白描是为了画连环画。蒋兆和、董希文教素描，叶浅予教速写，李可染、萧淑芳教水彩，李苦禅没课上，到资料室去了。这样，杨之光的功夫就下在素描、速写和水彩上了。他后来说：“在中央美院的三年，是我打基础，尤其是打造型基础最关键的三年”。

　　从1943年到1953年，杨之光历经了三个美术学校，先后得到李健、高剑父、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叶浅予等名师指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基础包括艺术思想方面如中西融合观念、创新意识，也包括艺术技巧及相关修养如造型、色彩、笔墨、金石书法等。  就全面能力而言，由熏陶于上海艺坛再出入于岭南派、徐悲鸿学派，杨之光在转益多师中所打基础之全面，是同代人或单纯学某一学派的画家所难以比拟的——这使他具有更开阔的眼界，更广泛的素修(6)。

　　这一时期的杨之光还奠定了人格和人文素质基础，形成了他的性格、感情、意志特征和对人生世界的基本态度。这与遗传基因有关，但主要是后天塑造的。这是他选择人生和艺术道路的内在基础。

　　杨之光幼年遭父母离异，在母亲的新家里受到歧视，从小就滋生了一种独立意识。譬如18岁邦年，父亲要他去广州学医，他却坚决跟高剑父学了画一年后，他又不顾父母劝阻，弃学浪迹台湾。他后来在艺术追求中的执着和倔犟，可以看做这一独立性格的继续。

　　23岁前，杨之光己历上海、广州、台湾和北京四地学习与生活，差异很大的不同文化环境丰富了他的人生体验和知识见闻，促使他早熟。30一40年代的上梅，最富开放性，其就读的上海世界中学系辛亥元老李石曾创办的，学校重现代知识也重传统文化，开设了多种外语课，还组织音乐、戏剧、美术等课余活动，杨之光除参加美术活动外，还学过小提琴，演过话剧。他一生热爱艺术与生活，始终保持着多方面的兴趣：他性格中的热情、开朗和果敢，都和少年时代的这一环境的陶育分不开。杨之光是广东人，但没有明显的地域观念。“二高”弟子如黄少强、方人定、赵少昂、黎雄才、何漆园、苏卧农、叶少秉等，在突破地域局限、开放人生与艺术这一点上，似乎都不及杨之光。这种差异和它对艺术的影响，以及它产生的原由，是很值得思味的。

　　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的三年，对杨之光世界观与艺术观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新中国刚刚诞生，久经战乱，百废待兴，充满着幢慑，洋溢着活力。人们以虔诚的心情倾听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每一个声音，期望自己也能为新中国的建设献一分力。杨之洗回顾说：“真正使我懂得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这个道理，是在解放初进入中央美院，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才明确了我的奋斗目标。”(7)那时的思想教育是专注的、正面的，一切复杂的社会、艺术现象，也都以简单的方式加以解释和处理。似远又近的美好理想把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蓝天般纯净。“为人民服务”——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自信心和自觉意识，成为普遍的道德意识。1953年寒假，杨之光回到上海家里，动员母亲将家藏的古画捐给学校。他写信给同学说，“己将这些画捐给图书馆保存，我知道这些画只有这样处理才能真的发挥作用。(8)，45年后，誉满海内外的杨之光将自己1200件作品分别捐给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馆和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他说：“我是永远不会后悔的！因为——我的艺术来自人民，我将我的艺术成果交给人民，是理所当然的。”(9)这样的精神境界，正是形成于50年代初的思想、人格的继续和升华。

　　二、创业时期(1953一1977年)

　　这一时期，杨之光从一个普通教师成长为广州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的主要教学骨干和负责人，创作上则有50年代和70年代的两度辉煌。

　　1、从 《一辈子第一回》到 《雪夜送饭》1953年，杨之光被分配到武昌，参加中南美专的筹建工作。中南美专是当时华中、华南地区惟一的美术专门学校。它和中央美术学院一样没有国画系，只有“彩墨”画课。(10)在选择面前他犹豫过。坚定于中国画的大师兄关山月和黎雄才给他鼓劲，说中国画可以“反映现实”，还能通过写生“发展新技法”。

　　《一辈子第一回》(1954年)，是杨之光工作后的第一幅创作，刻画了主人公“刚领到选民证时脸上和双手激动的心情”(11)，创作过程中四易其稿，但一炮打响，入选第一届全国美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获得武汉市“向科学文化进军奖”。普选“是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用杨之光的话说，它"标志着人民翻身的伟大胜利”(12)，在众多同一主题的作品中，《一辈子第一回》以简洁、鲜明，质朴、真实脱颖而出，赢得了美术界和社会的首肯。画家最初是从他同学的母亲把选民证藏在盒里、锁在抽屉里的情感经历得到启发，联想到太行山区妇女“把钱摺得整整齐齐放在手帕里，兴致勃勃地去赶集”的情景，构思出这一细节。某位老先生曾批评《一辈子第一回》“取半身的构图不是中国画的特点，而是宣传画”。他觉得像宣传画也没什么不好，便用国画形式创作了一幅题为《耐心教，虚心学》的宣传画作为回敬。1956年夏，杨之光的写生作品因吸收水彩方法而引起争论，有人提出“杨之光的画到底算不算中国画”的问题。他回答说：“如果说杠杆的两头一边是‘生活’，一边是‘传统'，那么，我的态度肯定是侧重在‘生活’”，这是他的基本思想，也是他这一代人的基本选择。

上一页12345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