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杨之光先生的晚年事业

　　杨小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杨之光从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退下，同时也终结了大半生的美术教育工作，与夫人鸥洋一起，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洛杉矶大女儿杨红、女婿何建成的家，过起了闲适的退休生活。

　　出于一个艺术家的敏感本性，即使在闲适的日子里，杨之光也不曾停止对艺术的思考。他在作画之余，开始观察北美的艺术教育，研究其中的理念。女儿杨红在美国研究的是儿童美术教育，这给了杨之光一个难得的机会，从容与女儿交换与此相关的体会。研究的结果颇让这位习惯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教了多年写实绘画的艺术家吃惊，他发现在北美大陆，美术教育的核心不是技术，而是一种审美观念的培养。更让杨之光感到由衷认同的是，对于社会而言，艺术的重要性不在于艺术家及其作品本身，尽管是艺术家与他们的作品在书写伟大的艺术史，艺术的重要性是，艺术作为一种创新意识，渗透到全体人民的脑海里，成为他们心智健全发展的一个内在指标。艺术作为一种泛化的情操，塑造着富有进取精神的大众，再经由他们去营建积极健康的氛围，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更有意义的是，当艺术作为一种创新意识进入儿童教育后，儿童学习艺术就不再以职业艺术家为目的，而是作为开启他们创造力的良好途径，让他们从小习惯一种创新思维，从而让创意成为终生的品格，并对其人生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一认识非同小可，既说明杨之光的敏锐非常人可比，具有接受新事物的广阔胸怀，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他在以往的艺术实践中所不断强调的创新精神，不步前人旧路，不食古人残羹，以我之笔，尽写胸中块垒。

　　我在《水墨革命与革命水墨》中讨论杨之光之主题画创作与时代的紧密关系，以及其中所透露的积极清新的人生观，讨论杨之光在那个政治严峻的年代，如何以赤子之心对革命作了热情的诠释。处在那个情境中的杨之光，在绘画技术上自然以写实为归依，以肖似为描绘目的，并通过革命水墨的实践，来推进水墨向现代的转型，开创水墨人物画的新纪元，以达成水墨革命的历史使命。

　　从一般意义看，杨之光在艺术实践上的成功，可能会成为他认识新事物的障碍。尤其是，他在北美所体会到的泛化的艺术理念，表面上与其长年积习恰好相反，甚至不无冲突。对于主题画创作来说，对造型的准确掌握成为关键，杨之光在这方面下力最多，功夫最深，是艺术界公认的事实。他用流畅的笔墨，惟妙惟肖地描绘物象，成为让人击节赞叹的本事。而一旦把艺术理解为一种素质的培养，理解为一种智性的表达，所谓描绘技术就会退居二线，甚至不再以技术为目的。女儿杨红在回答《家庭》杂志记者关于中式美术教育的缺陷时，明确指出：

　　强调画得“像”，这是我国美术教育最大的问题。老师和家长都强调要“像”，认为像就是好。要像就得学技法啊，所以孩子们一开始就学技法。可是，“像”就是复制，复制与创造天生就是背道而驰的。复制得不好，糟糕；复制得好，更糟糕。[1]

　　而“像”曾经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要求之一，尽管描绘对象时会强调风格的价值，但风格也必须以肖似物象为条件。正因为这个原因，杨之光的认识才让人惊异。其实，如果全面深入了解杨之光之艺术理想，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横隔在写实与创意之间的篱藩，对于杨之光来说是虚幻的，并不存在。他在年轻时就强调创新，强调走自己的路。在他创作最为旺盛的年代，在严峻的外部条件下，他一直在寻找传统水墨突破的可能。他用大写意画水兵，画军舰，画战斗机与飞行员，用细腻的笔触画日光灯，画人脸维妙的逆光，用流畅的线条与变化的墨色画步枪，画栏杆，画枯燥的瓦顶，一再显其创意的初衷，以至于无物不能入画，凡画必然生动。正是这种创新意识，使杨之光在晚年产生了突变。只是，对杨之光来说，他这个“衰年变法”，并不是简单的技法改变，而是思想跃进。他不再着眼于个人的事业，而是把事业推进到全新的领域，不再以原先本事为根基，全力构建新的价值大厦，亲手把自己熟悉的美术教育做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发展了一种以创意为宗旨的美术教育体系。杨之光的这个转弯，促成了他的晚年事业。在女儿杨红的帮助下，创建美术教育中心，让艺术回归艺术，让艺术成为创意的同义词。

　　杨之光对此评论道：

　　美术教育在当今社会的作用应该与上个世纪有所不同。我们在上个世纪从事的美术教育是一个较传统的模式：强调技法、步骤和写实观察能力，更多地体现出科学思维的特征，承担着反映生活、提高审美的责任，培养出来的人才已为我们新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在这个世纪，一个创意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上个世纪的教育理念与体制在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凸显它的不足与落后，美术教育在其中的定位和扮演的角色就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与反思：现代美术教育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培养现代化创造型人才，而创造型人才的观察力、想象力、创意思维乃至表达能力都必须从小培养，这也是我为何年近八旬仍致力于少儿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强调创意思维的美术教育更贴近艺术思维的特点，更符合现代社会竞争能力培养的需求，是一种非常值得研究和推广的全新教学方式。[2]

　　在杨之光看来，这个全新的美术教育不是随便闹着玩的。他告诫全社会，教育小孩子画画不是“小儿科”，而是一个素质教育的系统工程，必须全力以赴。他明白，这是他的人生的第二次创举，是他晚年的伟大事业。

　　正是在这一目标的推动下，2002杨之光返回中国，并把女儿和女婿也从美国拉了回来，让富有少儿美术教育经验的女儿杨红担纲，在广州番禺创建“杨之光美术中心”，把理想一步步变成铁板钉钉的事实。

　　坦率说，“杨之光美术中心”创建以来，对传统的少儿美术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尤其重要的是，“杨之光美术中心”的教育理念对四处泛滥、以应试为对象、以考进美术学院为模式的“升大班”是一种彻底的否定，同时否定的还有那些流传久远、以培养职业艺术家为教学方向的所谓专业教育。“杨之光美术中心”公开宣称不再以培养未来的艺术家为目的，而是把艺术作为人生成长初期的一种创意思维训练，让少儿从小就熟悉创意的价值，养成创意的习惯，并灵活地应用到未来的生活与工作当中。“杨之光美术中心”校长杨红把这一教育理念称为“少儿创意思维训练美术课程”，英文为“Training of Creative Thinking”，简称TCT课程。围绕着这一理念，“杨之光美术中心”首先做好师资的培训，让那些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年轻老师了解、熟悉并最终掌握TCT的价值原则与培训要诀，从而脱离原先的模式，脱胎换骨，同时以儿童心理学为基础，设置符合少儿心性发育的阶段课程，逐步启发他们隐藏于心的创意想象，鼓励他们去除既成定式，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才能，从而确立一种自由的心性，让创意成为意识的基础，成为人性的一部分。

　　杨红把这一套全新的教学理念称为“去标签”，她认为：

　　当孩子学会看图识字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就已经被贴上了“标签”。贴着“标签”成长，人就没有了“创意”。我们的TCT就是在帮助孩子们摘掉标签，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开始对事物有一种独特的观察方式和全新的诠释能力。[3]

　　杨红的比喻相当恰切，点出了程式化教育的要害。杨红看出，人们在成长当中，最大的敌人其实是社会上一系列贯以各种名目的套路的强加性，这些套路往往表现为体系，变成一系列刻板的训练。关键是，这些套路常常被贯以某种“学术性”而获得合法性，难以受到怀疑。当然，从教育角度来说，所有成熟的科学知识都具有系统性，成功的学习，我在这里主要指中学与大学的学习，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一系统做出正当的反应，要在学习当中贯彻这一系统性，并通过对系统性的掌握来认识作为体系的知识。这说明教育具有一种先天的保守性，进入教育的往往是那些有明确标准的学科。但正因为教育的这一特性，反而突显了少儿美术教育的重大意义，那就是通过对艺术的认识来打破惯常习性，让学生在进入系统性学习之前，全面而牢固地建立创意思维的框架，让他们能够用一种活跃的姿态来对付未来的系统性挑战。

　　对北美教育体系的观察告诉我们，少儿阶段的创意培养对未来成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是人才发育的必要前提，也是思维活跃的有效保证。相反，中国长期实行应试教育，不仅中学规训严格而刻板，甚至还延伸到幼儿园阶段，让小孩从小就战战競競地面对判决性的考试，自由心性早就荡然无存，又何来创意思维的培育？! 而传统的美术教育以写实为唯一要求，结果让社会以为，所谓美术教育就是画好一只杯子或一只苹果，就是仔细描摹物象外表，以至于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美术的好坏就是“像”与“不像”，凡“像”为好，不“像”则坏。这不仅败坏了美术的声誉，以为美术就是画像什么，更有甚者，还窒息了天生的创造欲望，让艺术无地自容。从这个意义看，杨之光的晚年事业完全不亚于他中年的艺术实践。杨之光以一己之身，以年迈之力，以一腔热血，以艺术之心，在女儿杨红的全力协助下，走进了人生的极境，化创意为日常追求，让千万小孩从小就明白创意的价值。他庄严宣告：

　　国家要发展，教育需先行；少年强，则国家强。我们任重而道远。[4]

　　2009-9-26广州番禺三号线艺术空间

　　[1] 见杨红《专家怎么说----答<家庭>杂志记者曾会莲》，由杨红供稿。

　　[2] 见杨之光《少年强，则国家强》，由杨红供稿。

　　[3] 见杨红《少儿TCT美术课程介绍》，由杨红供稿。

　　[4] 同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