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光：艺术要海纳百川

　　李怀宇

　　他曾在上海、广州、北京学习美术，主张要站得高一点看各种派别。

　　他的作品获过国际金奖，认为：“中国画要改革，前人没有做的，我来做”。

　　他致力美术教育，希望后浪推前浪，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面目。

　　在杨之光先生简朴的家中，不禁联想到吴冠中先生的家。杨之光笑道：“环境跟创作的关系不是绝对的。我画《矿山新兵》的时候是在9平万的房间，没有画桌，要把床铺拿走，放上一个画板，跪在地上完成作品。条件好，不一定画出好画，条件坏，也不一定画不出好画。”又主动谈起吴冠中：“老先生很真。他讲话跟一般人不同，语不惊人死不休，故意叫出一句让你惊一下，可是他真正的意思我懂。老先生的偏见是允许的。”

　　聊起不久前在香港相映成趣的事情：《世纪先驱——林风眠艺术展》在香港艺术馆展出引起轰动，几乎同时，徐悲鸿的《放下你的鞭于》创拍卖纪录的新闻上了多家香港报纸的头版头条。杨之光说：“各人有各人的价值，很难比。价格跟价值不--样，拍卖价格高有很多因素：有炒作因素，有收藏家的手段，也有本身的艺术价值。

　　徐悲鸿最好的作品不是这一张，这张作品跟国家的命运有关。徐先生画马也好，画狮子也好，总是跟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是我最佩服徐先生的地万。

　　回顾数十年的艺术道路，又联系到当下的艺术市场，杨之光有感而发：“现在市场有炒作的毛病，唱歌也炒作，画画也炒作，炒作就有泡沫。艺术艺术，我们是搞艺不搞术，很多人是搞术不搞艺，搞艺是搞不过术的。我相信历史会作出答案，因为艺术是历史的沉淀，慢慢就会认清楚。现在我们还活着，等我们一闭眼睛，更加沉静了，再去看看我们的作品在美术史当中占一个什么地位，就更客观了。因为人在世的时候还有很多因素，是不是院长、校长、主席？有的人当了主席，画价涨百分之五十，这有什么用？我们画家如果看这个，就不用画了。艺术要搞艺，不要搞术。” 

　　杨之光最牵挂的是艺术教育。回忆当年的老师李健、高剑父、徐悲鸿，他充满温情，而谈到自己的后辈林墉、陈振固、陈永锵，甚感欣慰。对那些别出心裁的青年画家，他颇为赞赏，认为要宽容地对待“另类”艺术：“行政干预不好，你封杀，他就完了。做老师的胸怀要宽，要看清学生未来的发展，将来他们有可能是大师。”

　　十年前，杨之光捐出了1200余幅作品，价值过亿。如今，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杨之光美术中心的发展上，笑称这是发挥余热：“大学我不教了，放在青少年，从小培养起。假如我不办中心，生活就会宽裕多了。现在我有一点钱就想投入少儿教育。”

　　1943年，13岁的杨之光在上海向书法家李健学马书法、篆刻。1948年，杨之光在广州向高剑父学习中国画。1949年春，杨之光赴台湾写生，并在台北市世界书局做临时工，兼以刻印谋生。1950年春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分校中国画科。是年夏天，在上海出版《杨之光画集》，赴北京准备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后听从徐悲鸿的建议，从本科一年级读起。1950年9月，杨之光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接受徐悲鸿亲自指导。

　　南方都市报：1950年夏天，你如何想到北京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

　　杨之光：我先在颜文梁主持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分校读了半年，就给我一个文凭，因为有了这个文凭，就可以考研了，是解放后成立的第一个研究生班。想去考的原因是，我在广州的旧书摊看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理论太新了，我完全接受。我有一个思想基础就是高剑父的观点跟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吻合：面向生活。所以我后来考中央美院的动力恐怕还是来自这个。我回顾了一下，如果没有这个，我到不了今天，当然徐悲鸿的力量很强，作用很大，可是这个艺术思想指导了我。当然，现在艺术发展到这样，这个思想过时不过时？总的思想还是对的。我看了你访问吴冠中的文章，他对革命文艺理论的引导作用估计不足。毛主席的言论不是每一句都绝对正确，他也讲过很多错话，现在我回过头来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的精神还是没过时。

　　南方都市报：当时考研究生还有一个周折，颜文樑和沈钧儒两个人写了推荐信，最后研究生还是没读成？ 

　　杨之光：颜文樑是我的老师。沈钧儒的孙于跟我是中学同学，我去考研，就住他们家。他们家的客厅里就挂着徐悲鸿先生写的鲁迅先生的对联：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写得非常好，这印象很深。沈钧儒先生对我是很爱护的，他在上海住的时候，也是住在我们家附近。沈钧儒的儿子是医生，我的爸爸也是医生，是同行，关系比较密切。后来我才知道，沈钧儒写信给徐悲鸿介绍我，当时出版局局长胡愈之不是很赞同吸收我，因为我是从台湾回来的。最后还是决定让我去报考，这时候徐悲鸿先生跟我一席谈话，决定了我今天的道路，这是很重要的，我念念不忘。为什么我画了几十张名人肖像都送给国家了，徐先生的像一直没有画？可是我一直想画，到了前年才完成了，等于是我肖像的关门之作了。没有徐先生的指导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去见徐悲鸿先生时，带了我一本画册，那时候这么年轻的画家没有出个人画集的。我当时心里很有把握，有点自负，我知道我的水平在考生里应该是排前的。而且决心很大，我在广州学了，在苏州学了，最后到北京学，这一次应该比较顺的。

　　徐先生当时年纪并不大，50多岁，身体不太好，可是在我心目中是老先生了。他看着我，我看得出来他很高兴，笑眯眯的，他说： “之光，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年轻就出画册的。你听不听我的一个意见？”我说：“听！”“那我建议你从头学起，从零开始。”当时我还不太理解，好像有点懵懵懂懂。他说：“就是从本科一年级学起，不要去考研究生了。好不好？”我说：“好！”我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思想斗争，权威讲的话我绝对听。后来我就懂了，“从零开始”就是从石膏、圆球、三角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学起。

　　南方都市报：这些以前学过没有？

　　杨之光：没有。以前在高剑父先生那里，就是直接临摹日本的画。高先生对我的教育重要之处在于，日本人是重视写生的，不是像海派以临摹为主，我在上海学习时临摹吴昌硕、王一亭这些海派作品。所以我一到广东就发现，这是一条新的路子，比较逼真，来自生活。日本的绘画传统跟中国也很接近，这是岭南画派对我的影响。到了北京，徐悲鸿先生的意见是要我打基本功，我知道要补这个课。当然我理解的不是很深，基本功就像芭蕾舞的踢腿，小提琴开始的乐谱，非常单调，可是必须要经过。我答应考普通班，放弃了考研究生班。这个决定为什么对我一生很重要？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笨人，可是我基础并不好，我中学时经常画人物，可是以临摹为主，不是写生。而他这条路就是面向生活、研究生活，而且非常单调：素描、几何形体，跟现在美院附中一年级画的差不多。我是主动地接受这些东西，不是被动的。现在看来，这条写实、写生的道路是作为一个艺术院校的学生最起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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