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为衍
一幅绘画作品除了其固有的艺术价值外,往往还蕴含着更大的史料价值。收藏一件艺术品,在欣赏之余,探寻其背后真实的故事,有时会得到莫大的收获和惊喜,这才真正能体现收藏的意义和价值。先父陶冷月的《松崖悬瀑图》就是个例证。
《松崖悬瀑图》是先父绘于发笺上的一幅水墨画,作品高41.8厘米,宽26.1厘米。画面上一泓清泉淙淙下,两株苍虬崖顶占,幽幽山迳通亭榭,隐隐远峰笔底现。左上题:划然长笑惊破梦,碧云散尽山丛丛。冷月灯下戏作。钤印“陶镛”白文。右侧题:辛未新春赠吉川先生正之,冷月陶镛。钤印“月”朱文。上款吉川先生即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中国文学研究家,尤以元杂剧研究、杜甫研究等方面的卓著成就而著称。他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
吉川幸次郎在中学时代对中国文化就情有独钟,并开始学习汉语,他把父母所给月支的四分之一用来买中文书籍。192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入学前他孤身一人来到中国,在上海他去了东亚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又到苏州、杭州、镇江、南京等地旅游买书。在京都大学就读时他选修中国文学,师从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教授,1926年毕业。1928年4月,他到北京留学,第一年埋头学习语言,第二年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做旁听生,拜杨锺义为导师,从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等教授,专攻中国音韵学、经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目。北京的留学生涯,对他在治学和行为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三年中他除了学习,就是到琉璃厂、兴隆寺的书肆访书买书,把文部省每月200日元奖学金的五分之四用作购书款。他不仅访求到不少汉籍古本珍本,还与一些书店老板交上了朋友。三年后结束留学回国时,寄书邮资就耗去了一个月的奖学金。
留学结束前吉川去南方旅行购书。农历正月初一到达南京,在那里拜访了黄侃,由黄侃约见了吴梅,吴梅又写信介绍他到苏州拜会学者李根源及潘世恩、潘祖荫的后裔著名藏书家潘景郑兄弟。他又经扬州,到高邮探察王念孙、王引子宅邸,赴宝应会见刘宝楠后裔,还去了淮安、杭州等地。回国后他任教于母校京都大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仍然穿着中国的长衫,说话一口京腔,举手投足犹如中国人,被京大教授误认为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吉川上课和演讲时,将日本称之为“贵国”,而“我国”指的是中国,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本国的文化来从事学术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许多京大学人因反战而被投狱,吉川幸次郎也因亲华而受到监视,但他仍埋首于学术研究。中日恢复邦交后,1974年郭沫若率中国文化访日代表团访问日本。翌年3月,日本政府派吉川幸次郎率日本文化使节代表团回访中国,并以珍藏《永乐大典》残卷原式影印本赠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3月29日郭沫若会见并宴请吉川及代表团一行,4月5日受到邓小平接见。访华期间代表团还赴西安、桂林游览访问。4月7日吉川率团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董必武的追悼会。1979年4月曾再次应邀访华。1980年4月8日逝世。
笔者为编著《陶冷月年谱长编》搜集素材时,曾在网上见到吉川幸次郎在华留学时接触过的文人中有画家吴湖帆、陶冷月,但查阅他《我的留学记》一书,未见相关记载,这段史料就没有贸然录入年谱。今年4月,京都博物馆学艺部西上实和吴孟晋两位先生,在《吉川幸次郎全集》中找到了这一史实——全集第二卷卷首插页上载有一幅陶冷月绘于发笺上的山水画,即《松崖悬瀑图》。在该卷的“读画绝句十五首——我和中国画”一篇中,吉川先生作七绝一首:“崖悬树倒瀑淙淙,知子性灵丘壑浓。握手病床言别后,沧田碧海事从容。”引文中记叙了得画经过:“我在苏州还结识了另一位画家陶冷月。陶略长我几岁,是个谦和真诚的年轻人。离开苏州前,我前去告辞,陶正患感冒卧病在床。在病房会见时他赠我一件小幅飞瀑图,我们相约重逢。这便是我在篇首中提到的两位中国友人赠画里的一幅,堪称绝品。尔来二十有七年,时局动荡多变,重逢依然未能如愿。” 原来他们不但相识,还赠画留念,相约重逢,时隔二十七年后吉川先生又追忆并记叙了当年结交的情景。
在“读画绝句十五首”篇首,他记述了与中国画的接触:“编辑让我随便写些什么,于是我就欣然命笔,写点和中国绘画接触的回忆。留在记忆里的接触并不多。说实话中国绘画是我不擅长的领域,或者说整个绘画领域是我的弱项。人们把没有乐感的人称之为五音不全,我之与画情形亦然。我对中国绘画几乎未曾有过积极的兴趣,其结果是中国的书籍我收藏了不少,颇可引以为豪,然而中国的画却一无所有。我手里只有两个中国友人赠我的他们自己的画作各一幅,以及父亲遗物里偶存的张之万的山水画一幅,仅此而已。这一切都缘于我的古怪性格。
弥叹赋性太奇觚,心尝不曾于画图。
千卷收书聊自傲,前人墨戏半帧无。”
另一首描述当年在苏州潘府看吴湖帆作画的情景:“大学毕业两年后,我去中国留学。同中国画的接触仍然很少,但告别三年的北京留学回国途中路经苏州,正逢春节,几次受清朝工部尚书潘文恭公世恩曾孙潘景郑兄弟之邀,参加他们的诗酒文会,在那里遇到了画家吴湖帆。吴乃日清战争时的中方主帅、金石学大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嗣孙,潘氏的姻戚。当晚,在潘氏楼上灯光下,吴挥毫作远山帆影一幅。虽为寥寥几笔之作,但于我而言,看中国人作画这是生平绝无仅有的一次。
尚书池馆酒杯繁,绘事尤推巡抚孙。
聊展素缣斜点笔,归帆已到夕阳村。”
《松崖悬瀑图》的上款提示,吉川与陶冷月结识于1931年春节,那时陶冷月由上海携画作到家乡苏州,在北局青年会举办为期半月的画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陶冷月与日本友人交往甚频,曾前往上海日本人俱乐部参观日本画家津田青枫、近藤浩一郎、九里四郎的“三条会绘画展览会”;应日本驻苏州领事松村雄藏之邀,观看“松山致芳新日本画展览”,并作《观松山氏之新日本画》一文评述;作品曾参展第四届中日联合书画展览会。二十年代出版的五本画册都是由日本出版商珂罗版印制的。九一八事变后,陶冷月断绝了与日本画商、出版商及友人的联系。此后因时局动荡变幻,与吉川先生也就失去了联系。
京都博物馆西上实和吴孟晋二位先生还告知,吉川先生的哲嗣吉川忠夫与他父亲一样,也是研究中国史学的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会会长,日本学士院院士,专攻中国中世思想史。父子两代院士,又都是著名汉学家、日中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可谓难能可贵。笔者经多方打听,觅得联系方式后即致函吉川忠夫先生,他接信后专程从京都赶到神户兄长家检出此画,并于5月24日在京都大学乐友会馆约见。吉川忠夫先生长我七岁,见面时我奉上了刚出版的《陶冷月年谱长编》,叙谈中他知道我正在为父亲陶冷月诞辰120周年筹备画展,便诚挚地将这幅画回赠予笔者,对此盛情,使我深为感动。笔者回国前他还来信说:“上次所归还的画作,请您作为先考与尊大人往年友谊之纪念,保存下去,贵门子孙永远宝爱。”
《松崖悬瀑图》虽大不盈尺,然经历了间隔八十二年的赠予与回赠,承载着中日两代友人的世纪跨国情缘,使这幅作品显得更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