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国立博物馆前副馆长谈宋元绘画在日本的融入

倪瓒的《渔庄秋霁图》 牧溪的《布袋图》（局部）

　　湊信幸(东京国立博物馆前副馆长)

　　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中止了遣唐使，日本同中国政府间的交流也一度停止，而传到日本的这一部分的唐代文化却慢慢融入了日本文化中，并且被传承和发展，从而孕育出了一段新的日本国土文化。随着唐的灭亡，经历了五代直到宋代，日本又开始吸收崭新的宋代文化。宋、元、明各个时期，通过公、私的贸易船，以禅僧间的往来为主体的两国间的相互交流日益增进，中国的各种文物流传到了日本。

　　其中对日本文化有极大影响的要数中国的宋元绘画。因而宋元绘画不仅是推动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且还是影响日本、朝鲜、琉球等东亚地区绘画艺术的发展规范。

　　融入日本的宋元绘画

　　日本镰仓时代以后，珍藏了许多流入日本的宋元时代绘画。然而融入日本的宋元绘画仅仅是中国宋元绘画的一个部分，只是日本人所喜好的那一部分。在日本， “宋元画”和“明清画”是两个具有独特意义的词汇，它与通常中国和欧美学者在研究中国绘画史的时候所论述的“宋元画”和“明清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和欧美学者中“宋元画”代表宋代绘画和文人山水盛行的元代以后的绘画，这是对两个时代，两种绘画形式的划分。而日本的“宋元画”则是传到日本的宋代和元代绘画的统称。

　　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传入日本的宋元画，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南宋宫廷画家的作品，即南宋院体画和继承了宋代院体画风的元代作品。这次的展品中有，李迪的《红白芙蓉图》、《雪中归牧图》，梁楷的《出山释迦图》、《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马远的《洞山渡水图》、传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等。这些作品中，李迪、梁楷、马远、宋汝志等人的作品又是南宋院体画中传世的杰作，在世界上受到好评。尤其梁楷和下文中提到的牧谿、玉涧等人的作品在日本的室町时代以后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对以后的日本绘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部分，南宋及元代禅林和其周边的水墨画作品。这次的展品中有牧谿的《远浦归帆图》、玉涧的《洞庭秋月图》、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四睡图》等作品。这些画家中，如牧溪是蜀地的禅僧，牧溪的绘画被当时的中国文人视为“粗恶之作品”，在中国未能流传下来，现在他的作品仅留存在日本，对日本室町时代以后的画家极有影响。

　　第三部分是，以宁波为中心的浙江一带的佛教画。这次展品中有金大受的《十六罗汉图》、陆信忠的《涅槃图》和《十王图》等。

　　将流传到日本的宋元绘画从内容上分为上述三大部分，不仅是对留存在日本的宋元绘画做了综合性调查研究的结果，同时还是对遗留下来的当时文献资料的考证结果。

　　镰仓的圆觉寺塔头，佛日庵的财产目录《佛日庵公物目录》中记载了(贞治2年、南宋景定四年、公元1363年校对)当时带到日本的宋元绘画。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与明朝建立了勘合贸易从而促进了贸易交流，同时他收集了不少宋元绘画的佳作，它们作为将军家族权威和财富的象征被珍藏。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一度中止了勘合贸易，到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时再次施行勘合贸易，而直到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幕府一直设有专门为将军鉴定、裱装、修复舶来品，并用它们装饰书院的座敷(和式客厅)的同朋众，并成为制度。同朋众的代表要数能阿弥和相阿弥，能阿弥撰述的《御物御画目录》中具体记录了当时流传到日本的宋元绘画中的最高杰作。

　　例如目录中有：被称为“出山释迦 胁山水 梁楷”的，梁楷的《出山释迦图》、《雪景山水图》；作为四幅屏记载为“山水 徽宗皇帝”的《四季山水图》(夏景、传胡直夫笔；秋景、冬景传徽宗笔，现存)；记载为“八景 牧谿”的，牧谿的《潇湘八景图》、记载为“八景 玉涧”的，玉涧的《潇湘八景图》等。这些作品作为宋画的最高杰作至今依然评价极高。足利义政晚年，在京都的东山上营造山庄，被称为东山殿，专门珍藏足利家族所收藏的包括宋元绘画在内的中国艺术品，后世称之为“东山御物”而得到极度的重视。

　　《御物御画目录》所提到的画家中，牧溪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其次是梁楷、玉涧、马远，夏珪、徽宗等也多次出现。至于南宋禅林周边的画家率翁、门无关等在中国是不为人知的画家。

　　被改装了的中国绘画

　　鉴赏日本的宋元画时应该注意的是，其中有许多作品已不是中国绘画原有的面貌了，而是为了迎合在座敷中观赏的需要而被改装了的中国绘画。例如，牧溪的《芙蓉图》、《柿图》、《栗图》(京都、大德寺)作为巧妙地运用留白来表现空间的水墨画作品而知名，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本是画卷的一部分，是在日本被裁剪后才成为画轴的。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流入日本的宋元绘画，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并不是宋元绘画的全部，那么在这一时期里没有传到日本的中国宋元绘画又是怎样的一部分？它们恰恰是中国绘画史中的主流，可分为以下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北宋时代北方山水画系，第二部分是元代的文人画。关于元代文人山水画未能传到日本的问题，相传赴元的日本僧人曾经遇到过王蒙，但当时的中国文人的雅集仅限于一组特定人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此外也有人认为对于钟爱南宋绘画的日本人来说，崭新的文人画超越他们的理解范围。但是室町时代应永年间(1394年—1428年)在五山僧人之间流行的诗画轴和书斋图，与元代文人们以隐逸为主体的书斋山水图在形式上有共同之处。

　　1993年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上海博物馆展”，是中国首次在海外展出宋元绘画。王诜的《烟江叠嶂图卷》、米友人的《潇湘图卷》、梁楷的《八高僧图卷》、王渊的《竹石集禽图》、倪瓒的《渔庄秋霁图》、王蒙的《青卞隐居图》都是上海博物馆的瑰宝。特别是元代倪瓒和王蒙的作品，展现了元代文人画的特性，作为未曾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宋元绘画的代表，感动了无数的日本观众。这次，日本的宋元画汇集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尤其是牧谿、玉涧、梁楷、因陀罗等的仅在日本有他们的佳作，也是日本现存的宋元画中的珍品。这些中日文化交流的精髓，经历了数百年的岁月，在日本依然被完好地传承下来，这一定会牵动中国观众的心扉。这次的“千年丹青展”，是近年的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展览。在这里中国的宋元绘画和日本的宋元画汇聚一堂，展示宋元绘画应有的全貌。 (注：本文发表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