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黄宾虹的论新安画派

山水册之三（国画） 明代 渐江

　　郭 因

　　文学艺术包括绘画，其本质都该是美而且都贵有个性，贵有自己的创造，贵有自己的风格。今人不必忙于替古人立派，今人更不宜给今人立派，还该只以真、善、美作为努力目标，各走各路，各创局面，各奔前程，去争取各有千秋。

　　我想从徽州画家群与所谓新安画派谈起。

　　有人在看了我牵头撰写出版于2005年的《新安画派》一书中我所写的引言与后记之后，说我在引言中所表述的观点和在后记中所表述的观点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说得很对。其实，我是有意这样做的。

　　我一向认为，艺术包括绘画是不能有派的，因为艺术的本质是美，尤其贵在有个性、有个人风格的美。就画而言，如果许多画家的画作都是一个路数，都是一副面貌，那也许就不需要全部存活。画史上抓人眼球的画作都是由于它有不同众响、不同凡响的美。同一个画家特别抓人眼球的画作，也都由于它在其全部作品中高出一头，有它的特别精彩之处。而这样的画作，大抵是“不依古法但横行”的，“吾自用吾法”的，“吾之为吾自有吾在”的，是“未画之前不立一格，既画之后不留一格”的，甚至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神来之笔，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的。

　　徽州这块地区，从唐代薛稷、张志和开始，经过五代的贯休和尚，宋代的朱熹、陈尧臣，元代的戴仲德、程政、杨鉴泉、朱璟、汪罕、金汝霖、程均敬、唐棣、邵谊、邵孜、石隐和尚、王胜甫，到明、清两代，画坛日趋繁荣，画家日渐增多，出现了程嘉燧等所谓“天都十子”、渐江等所谓“新安四家”，曾经形成一个达一千余人的庞大画家群。这个画家群经由民国时期的汪采白、张翰飞及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黄宾虹等，一直绵延到现在。这个画家群如果加上流寓在外的徽州籍画家及长期在徽州生活的外地画家，其数就更为壮观。

　　我当时是想写这样一个画家群，而把书名叫作《徽州绘画》，求与《徽州建筑》、《徽州工艺》、《徽州戏曲》等书名一致。《徽州文化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之一汪世清先生也表示赞成我的主张。只是因为未能在全书编撰工作的全体参与者之中形成共识，才以《新安画派》作为书名，并特别标榜所谓新安画派的。我也就只好在书中为新安画派的确立尽量构想说辞。但我在后记中还是贩了点私货，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把徽州画家群那么多画家都纳入一个所谓新安画派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已被画史列入扬州画派的徽州人汪士慎、罗聘，列入海上画派的虚谷，列入浙派的汪肇等，已被画史明白地说是董其昌入室弟子的江必名，以及画宗周臣的吴秋林、山水师王石谷的吴山，如此等等，我们就只能或者尽量不涉及，或者仅在附录的“唐代至清代新安画家名录”中列名与简介。而列入新安画派的画家，我觉得，说他们师法倪黄不够确切，因为师法倪黄的何止是他们，他们又岂止是师法倪黄。说他们在师法自然，但师法自然的何止是他们，他们也并非都在师法自然。说他们有明遗民情结，但有明遗民情结的，也不仅是他们，他们也并非都有遗民情结。说风格，新安四大家的风格就不一样。的确有姚宋、祝昌、江注等几位，学渐江学得很地道，但据此立派，也就只能叫渐江画派。而一味学渐江的总是不如渐江。

　　黄宾虹曾经试过给徽州画家群定个什么派，但他也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他在1935年写过一篇《新安派论略》，发表在《国画月刊》第1卷第3期。他谈及新安派的特点是“宗尚倪黄”“近雅”“独为清尚之风”。但这样的特点，能说只是新安画家才有吗？新安画家又都是如此或仅仅如此吗？

　　他把新安自明代开始的一些画家分为四类：一、“新安派之先明代新安画家”，其中有丁云鹏、郑重、李流芳、程嘉燧等，可是他却没把所谓“天都十子”中的方式玉、王尊素、李永昌、吴山涛列上，而却列上了一个芜湖人萧云从。二、“新安派同时者”，其中列了戴本孝、程邃、汪家珍、谢绍烈、郑旼、汪樸、江注。他把“天都十子”之一的程邃放在了这里，又把渐江的侄子江注也放在了这里。既然说是新安派同时者，言下之意，这些人都并非属于新安派的了。三、“新安四大家”，指的是渐江、査士标、孙逸、汪之瑞。四、“清代新安变派画家”，提到的是程士镳、雪庄、程鸣、方士庶、黄椅、吴子野。

　　由此看来，新安画家中，有的是新安派之先的人，有的是与新安派同时的人，有的是新安变派的人，而新安四大家只是叫四大家，也没说这四个人是一派。那么，新安派中到底有些什么画家呢？或者说，到底有哪些画家是属于新安派的呢？黄宾虹不但没有解决难题，反而给后人出了难题。他晚年又写了一篇《新安画派源流及其特征》，但只是留下了一份手稿的残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黄宾虹早在1926年曾写了一篇《黄山画苑论略》，刊于《艺观》第1期，署名宋若婴，这篇文章没提黄山画派，而是提黄山画苑。

　　他首先指出黄山其境跨宣、歙二州，广五百里。他似是想把这五百里之内的画家都拉入黄山画苑。这些人里面，他列出的唐代有薛稷、张志和，宋代有朱熹，元、明两代有戴仲德、程政、朱璟、汪罕、邵谊及其弟邵孜、陈有寓、程达、邵龙、程氏画者程敏政等人，黄尚文、杨明时、吴万春、汪伯玉、丁云鹏及其父丁瓒、汪肇、詹景凤、胡皋、李永昌、汪士建汪士道兄弟、吴栻、程嘉燧、李流芳及其子李杭之、程邃、谢绍烈、饶璟、戴思望、戴本孝、渐江、汪之瑞、査士标、孙逸、萧云从、方兆曾、韩铸、汤燕生、梅清与梅庚、黄生与黄吕、歙西黄氏诸画士(黄柱、黄思诚、黄椅、黄崇健、黄继祖、黄照、黄圻、黄埙、黄时)、郑旼、汪樸、汪家珍、汪蔼、汪洪度与汪洋度、程正揆、程功、程义、程鸣、吴山涛、吴龙与吴心来。清代以来，他列了一些“兹可言者”，并写了一下师承关系：江念祖师元人，江注师渐江，方式玉、方嵩、方乾近师元、明，兼师唐、宋。接着又开列了方士庶师黄尊古，方元鹿师李龙眠，罗聘师金寿门，巴慰祖师宋、元，等等。他还列了“方外、闺媛、流寓诸人”，其中有雪庄、半山、一智、弥本、沈诠、祝昌、江秀琼、吴娟、程琼、朱瑛、谷兰芳、方婉仪、顾义昭、素云。

　　在这一批人里面，除了宣、歙二州的人和寓居外地的徽州人以及寓居徽州的外地人如广德的祝昌，天津的沈诠，还有从未到过黄山的芜湖人萧云从。他又曾提及到过徽州的长洲人沈石田。

　　由此可见，列入黄山画苑的标准并不严格。

　　他晚年又写了一篇《增订黄山画苑论略》，但未终篇，原稿也残缺不全。其中写到一些原来列入《黄山画苑论略》的画家如程达、潘峦、汪都、詹方桂等等，又谈到“沈、唐画派之输入”等。可以说，并无实质意义。

　　黄宾虹还写过一篇《黄山丹青志》，于1939年1月起连载于《新北京报》之《艺术周刊》，署名予向。这里面提出了“黄山画派”，他认为黄山画派论地域是包括宣州与徽州；论历史是“萌芽于唐、宋，称盛于元、明，逮至清初”；论画家的社会身份是“不乐仕进，淡泊名利”的“高人逸士”；论作品风格是“师法高古，笔墨清超”。但落实到画家个体，他却把只是对宣、徽画家有所影响或宣、歙画家所师法的外地画家如李伯时、米元章、赵孟頫、吴镇、马远、夏珪、沈周、文徵明、唐伯虎、萧云从等列了进来，而且谈了许多，却没谈到宣州的梅清、梅庚，也没谈及石涛。而“不乐仕进，淡泊名利”“师法高古，笔墨清超”的“高人逸士”也并非是宣、歙二州的特产。

　　我们从黄宾虹这几篇文章中似可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黄山画派难以成立，新安画派成立也难。

　　这个结论就自然促使我要在这里重申我在《新安画派》一书的后记中所持的观点，那就是：为了全面研究徽州地区的绘画历史，最好还是不要提什么“新安画派”。就地域说，凡是曾隶属于徽州的各县都包括在内；就画家说，流寓于外地的徽州籍画家也要包括在内，在徽州长期居住且以徽州景物为绘画题材的外地画家，也得包括在内。不论创作路数、作品风格如何不同，都纳入徽州画家群这个范畴来研究。我之所以称其为徽州画家群而不叫作新安画家群，是因为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起，那里就叫徽州了，以后长期未变，而大量画家都是在宋宣和三年以后陆续涌现的。至于在那以前的几位画家薛稷、张志和、贯休等，当然也要在溯源时写到。

　　我在后记里说，《徽州绘画》这一本书迟早会问世。我现在的希望是：它早日问世。可惜我已很难为此出力，因为我毕竟已是八十八岁的老朽了。

　　在这里，我还想对那些总是想为一个地区的画家立个什么派的同志泼点冷水。试问有哪一画院的所有画家，论创作路数，论作品风格，甚至论传承关系，能纳入一个什么画派，叫什么某某画院派呢？一个画院都成不了一派，何况一个地区？叫某某画院或某地区画家群不是很好吗？现在有“文学皖军”的提法，我觉得倒可以参考一下。不妨把安徽这一画家群叫作“绘画皖军”。各市也可这样仿效，比如宣城画家就叫“绘画宣军”，但这只宜用于当代画家群，而不宜用于历史上的画家群。历史上的画家群，还是叫某地画家群而不叫什么军为好。

　　我其实只是想表明一个基本观点：文学艺术包括绘画，其本质都该是美而且都贵有个性，贵有自己的创造，贵有自己的风格。今人不必忙于替古人立派，今人更不宜给今人立派，还该只以真、善、美作为努力目标，各走各路，各创局面，各奔前程，去争取各有千秋。各个画院、各个地区，不妨把自己那里最出色的画家叫作七大家八大家。但这大家也还得让时间筛选，让后人论定，让历史做主。

　　当然，当代画家们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切磋，共同提高，一道前进，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