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早期时事画

《妇女亦乘脚踏车》 《明眸皓腕》 《妓女在张园拍照》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从此，上海以商兴市，成为中国的第一贸易大港，随之市政、工业、城市公共生活、文化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上海成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发展的典型代表。170年后的今天，《上海开埠早期时事画》以当时的图像展现上海开埠早期历史，为我们再现了上海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景象。

　　黄显功

　　历史的叙事主体尽管是文字，但也离不开图像的补充。当代知名新文化史学者彼得·伯克说：“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们记载了目击者所看到的行动。”([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9页)所以，图像作为人类认知历史的手段，是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是社会记录的载体，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近年来，以文字叙述的上海近代史著作已蔚为大观，而集中以图像阐释者尚不多见。《上海开埠早期时事画》正是一部以当时图像展现上海开埠早期历史的读本，为我们再现了上海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景象。

　　上海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元至元二十九年设立上海县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江南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位居沿海要冲之地的上海，内接长江流域繁荣的经济与文化，外连东海对外贸易中枢，成为明清之际的东南经济、文化重镇。当1840年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上海成为最早被迫开放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上海的开埠，是屈辱与新生共存的历史起点，从此，上海以商兴市，迅速成为中国的第一贸易大港，随之市政、工业、城市公共生活、文化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发展的典型代表。到19世纪末，上海成为东方第一大都市，是中国近代化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引擎。

　　上海开埠至今已170年，这是一个不断开放前进的历史过程，在从被迫开放向主动开放的曲折进程中，上海历经艰难，不断跨越，在浴火重生中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因此，上海是人们观察中国近现代社会变化的重要窗口。从开埠至20世纪初的上海时事画是反映上海开埠早期的图像记录，展现了晚清上海的城市景象，形象地叙述了上海社会诸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前人的图像新闻是再现历史叙事的重要文献。

　　“时事画”是一种图像新闻记录，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视觉表现形式。在中国，图像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本形态，在人们的阅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郑樵《通志略·图谱略》载，“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即所谓“左图右史”。鲁迅曾说：“镂像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及众，盖实始于中国。”(《<北平笺谱>序》，《鲁迅全集》第7卷，第4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这种传统版刻图像伴随着中国雕版图书延续了千年之久。当19世纪中叶国门被打开之后，随着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兴起，图像的载体形态比以往更加丰富，传播速度更加及时，报刊成为刊登图像的主要媒介，催生了“时事画”的诞生与发展。为了顺应都市文化的需求和市民阅读趣味，具有叙事功能的画报应运而生。当石印技术引入中国后，更加促进了画报的出版。中国新闻史开创者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我国报纸之有图画，其初纯为历象、生物、汽机、风景之类，镂以铜版，其费至巨。石印既行，始有绘画时事者，如《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书画谱报》等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233页)所以，在晚清时期，各大城市纷纷出版画报，具有时事画性质的画报达200种左右，其他还出版了多种画册，其中以上海出版数量最多，影响最大。

　　上海是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中心，其图书、报刊出版总量占据国内过半，我国影响最大的多种画报均诞生于此，成为记录中国近代社会风貌的主要图像文献。在新闻摄影还未引入或广泛运用的时代，以绘画作为描述动态的时事是一种新颖有效的书面可视图像形式，是19世纪后期中国报刊编辑出版的一种创新。当时的新闻出版人士，《申报》创办人美查就较早地认识到了图像的叙事功能在报刊上的地位和作用，他借鉴西方的报刊出版经验，积极拓展报刊经营，而读者也从满目文字的报刊上乐观其版面的变化，热衷于欣赏耳目一新的画像。19世纪70年代，报刊上报道“时事”、传播“新知”的图像新闻日渐流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之后陆续创刊的画报正是出版人应势而为的结果，也是西方文化深入影响的产物，对此读者评价道：

　　“方今欧洲诸国，共敦辑睦，中国有志富强，师其所长。凡夫制度之新奇器械之精利者，莫不推诚相示，资我效法，每出一器，悉绘为图。顾当事者得见之，而民间则未知也。今此报既行，俾天下皆恍然于国家之取法西人者，固自有急其当务者在也。”(见所见斋主人：《阅画报书后》，载《申报》1884年9月19日)

　　因此，在仿效西方报刊出版模式，学习西方科技成果的背景下，画报以雅俗共赏为取向，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举凡寰宇天下，从人文到自然，从民间到官府，从工商百业到华洋百态，从市政交通到娱乐餐饮，从奇闻怪事到科技新潮，展现了具有百科全书特点的社会画卷。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等一系列画报除了其内容的综合性外，对上海特定时期的社会变迁有着十分写真性的描绘，保存了一批较为纪实而生动的城市景象。对此，研究者们十分关注这些图像的史料价值，在许多上海史论著中引征了画报中的图片，成为图像证史的主要素材。当然，具有叙事性质的图像并不局限于画报之中，在当时的文人笔下，图录、图咏、图说一类的著作也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写真意义的图像资料，如《淞南梦影图录》、《申江胜景图》、《申江百咏》、《申江时下胜景图说》诸书均有形象的描述。不少学者据此考证阐述，审视历史，试图还原历史的场景。如《申江胜景图》中的“跑马场”和《申江时下胜景图说》中的“西人跑马”，《点石斋画报》中的“赛马志盛”诸画将上海开埠早期的赛马运动一一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其他如自行车、自来水、消防设施的引进，车利尼马戏班的在沪演出、诞生于张园的文明婚礼等等，作为当时的新生事物皆被画家画进时事画中。

　　确实，图像在再现历史的场景中具有远胜于文字的作用。不仅“图像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而且让“我们与图像面对而立，将会使我们直面历史”。([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因为图像特有的视觉效果能更加形象地将动态而复杂的对象事实予以“定格”，它所具有的内在性叙述比直白的文字更丰富而形象，读图的过程正是受众自我阐释的阅读体验，不同年龄与阅历者均能从中得到各自的理解。从时事画创作的场域条件来看，时事画往往是当时新闻的补充报道，是画家的“即时性”创作，更接近于报道对象的“真相”，只有部分是“追述性”创作。如《点石斋画报缘启》强调“爰倩精于绘事者，择新奇可喜之事，摹而为图”。图中文字常见“本月”、“上月”之谓，可见其具有较强的新闻性特点。如今虽然也有许多脱离作者所处情境的历史写真之类的绘画作品出版，但画家创作的场域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追忆图像往往缺乏现场的时空感。因此，时事画所兼有的新闻性和艺术性，使之具有存史功能，不仅为当时人所喜闻乐见，而且在今天，它也是我们遥望昨日历史风貌的形象史料。

　　从时事画的艺术创作形式来看，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版刻的单线白描技法和散点透视，又吸取西方绘画焦点透视的方法，画面形式既适应中国读者的传统欣赏习惯，又有别开生面之感。时事画不限于流行的单线白描画，还以素描、年画的艺术形式予以展现。如在上海小校场年画中的一批时事画作品，形象生动，色彩丰富，突破了中国传统年画的题材范围，“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等年画均具有时事报道特点。晚清上海的众多报刊，为时事画家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表现舞台，出现了一批时事画家，其中以吴友如最为著名，他为《点石斋画报》和《飞影阁画报》创作了大量的时事画，曾出版个人作品集《吴友如画宝》、《申江胜景图》，是人们重点研究的晚清时事画家。

　　诚如文字的记载并非历史的全部，时事画也并不等同于历史。它尽管是以当时的社会新闻(在今天我们已视之为历史)为素材，但它不是以记录历史为目的。时事画家作为社会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往往以自己的新闻敏感性和受众的喜好进行创作，绘画作品的参照价值并不是以历史的价值为原则，而是当时社会的热点，流行的价值观与对科学的认知程度，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所以，时事画不同于美术史上的历史画创作，它作为社会风俗画的范畴，是历史记录的一种补充。如今，我们在经历了百年变迁之后来观赏时事画，我们关注的焦点是绘画中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绘画。因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同样的图像具有不同的视野和诠释取向，当时的受众将此视为“图像新闻”，而今天的我们则诠释为昨天历史的缩影。一百多年来，传媒形态的深刻变化已使图像的形式与内涵昔非今比，中国近代时事画所承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它是清末民初独具文本性的图像史料，作为特定时期的历史陈迹，时事画与之后的摄影照片、影视纪录片相比，它的图像纪实性已不能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对于往日的故纸，我们在时空的距离下，往往会产生特殊的兴趣，并赋予它重现的意义与价值。也许这正是我们整理文献、书写历史的动力之一。

　　上海近代开埠以来的城市发展记录，形式多样，资料丰富。《寰瀛画报》、《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飞影阁画册》、《飞影阁士记画册》(上海)、《小孩月报》、《新闻报馆画报》、《图画日报》、《画图新报》、《申江胜景图》等资料中的时事画展现了有关交通、公共设施、司法治安、休闲娱乐、体育竞技、教育、出版、医疗卫生、宗教、风俗、工商实业和租界的景象，构筑了一道通俗的上海近代社会长卷，借此可管窥我们城市的昨天。■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