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鉴研究二题：任职廉州考与画论

王鉴《仿宋元山水册》 上海博物馆藏王鉴《仿范宽山水轴》 染香庵跋画（画学心印，清光绪四年刻朱墨套印本）

　　也许是能力精力之不及，也许出于不屑，或者是资料的散失所致，总之，目前所见的王鉴画论，思想的深度和语言的表达要弱于其他三王。他的传世画论文字较少，思维也略显贫乏，明显不及王时敏和王原祁，甚至也不如王翚。其画跋所见的语言如“恐不能仿佛万一”、“掷笔为之惘然”等语，几乎随处可见，捉襟见肘，不免短气。

　　俞丰

　　王鉴(1609-1677，旧作1598-1677)在“清初四王”中有重要的传承、发展作用，然而遗憾的是，因资料所限，关于他的研究，是“四王”中最为薄弱的，对其生平的研究，更是美术史学界始终在探究的重要课题。近年在王鉴的研究中取得了两项重要进展，一是王鉴生卒年的新说，二是关于王鉴家世的新证。

　　关于王鉴的生卒年，旧无异议，据《镇洋县志》卷十二载：“康熙丁巳，年八十卒，遗命以黄冠道衣殓。”《直隶太仓州志》卷三十五载：“年八十卒，遗命以黄冠道衣殓云。”《清史稿》卷五百四载：“康熙十六年卒，年八十。”这些记载，均可推定王鉴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卒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当代各类相关著作，均沿袭此说。但至2009年秋，几乎同时出现了两篇考证王鉴生年的论文，均名为《王鉴生年考》，一篇是李安源先生所撰(《美术报》2010年3月13日，此文更早发表于网络)，一篇是白谦慎、章晖先生合撰(《中国书画》杂志2009年第11期)。两篇文章所用主要论据基本相同，一是王鉴《梦境图》的自题，中云：“余年已四十八，……丙申(1656)夏六月哉生明，王鉴识。”据此，可推知王鉴当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又据王翚作《寿炤翁仿伯驹青绿山水轴》题：“戊申(1668)春正月，炤翁王老夫子杖乡之庆，写此呈寿，虞山门人王翚。”“杖乡”一词出自《礼记·王制》“六十杖于乡”，谓六十岁可拄杖行于乡里，后作为六十岁的代称。据此亦可得出王鉴生于1609年的结论。此外，两篇文章还列举了一些间接的旁证，所举资料不完全相同，但均可辅证其说。通过这两篇论文的论证，我们可以重新认定，王鉴应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而非万历二十六年(1598)。

　　王鉴的曾祖王世贞(1526-1590)是晚明著名文人、史学家、鉴藏家，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但王鉴究竟是王世贞的“孙子”还是“曾孙”这一问题，曾经在学术界引起过长期而广泛的争议，王鉴为王世贞之“曾孙”这一史实的确认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最初记载王鉴生平的《镇洋县志》、《直隶太仓州志》、《清史稿》等，曾明确记载王鉴为王世贞曾孙，但经过当代学者的一轮质疑，“孙子说”却逐渐占据了主流，较多地被各种论著和辞典采用。后来又经郁岳歧、肖燕翼、汪世清、高琪(《王鉴家世考》，载“燕谈博客”www.yantan.cc，发布于2007年7月5日)等学者的进一步考证，如今“曾孙说”又得到了再次确认。其中高琪先生文中首次引用的清初太仓人王家祯《研堂见闻杂录》的记载可以作为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娄东鼎盛，无如琅琊、太原。琅琊自王倬起家少司马，子忬亦少司马，被法。忬子世贞、世懋，一为南司寇，一为南奉常。世贞子士骐，为铨曹主事。四代甲科。士骐子庆常，则习为侈汰，姿声色，先世业荡尽无余。子最繁，号圆照名鉴者，袭荫为廉州太守，精绘事，粗持名检。余皆落拓无生产，有入沙门者。其季两人，为优，以歌舞自活，余亲见其登场，大为时赏，而司寇之德泽尽矣。”(王家祯《研堂见闻杂录》，附编于《烈皇小识》，上海书店1982年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重印)

　　高琪先生文中并进一步引证《吴梅村年谱》中顾思义的考订注解：“王书城(瑞国)为(士骐)传云：性喜多费，兴作无虚日。……廓然堂则其长子庆长瑞庭俗呼‘大痴’者为之。庆长性似父而汰尤甚，创廓然，既构矣，不当意，立命拽毁之。再构又然，至三始成。”(顾师轼纂、顾思义订《梅村先生年谱》，见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据此可以完全明确，太仓琅琊王氏四代传承是：王世贞-王士骐-王瑞庭(字庆常，一作庆长)-王鉴。王鉴为王世贞的曾孙已确凿无疑，并且由上引资料可以进一步看出，王鉴之父王瑞庭是个纨绔子弟，侈汰无度，致使家业荡尽。而王鉴兄弟虽多，却多属不肖，甚至遁入空门、委身优伶，独王鉴得粗持家声。这为我们理解王鉴一生游走天下以卖画卫生，甘贫守素，“不异老僧”(《直隶太仓州志》)的贫窘生活，作出了最直接的说明。

　　以上两点新的学术进展对王鉴研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笔者下文想重点讨论的是两个小问题：一个是关于王鉴任职廉州的具体情况，二是关于王鉴画论的若干疑点辨析。

　　王鉴任职廉州考

　　王鉴在明末曾出任廉州知府，这是史有明文的，这也是王鉴一生仕宦履历中的重要节点。但历来学者们在王鉴任职廉州的史实上，有几点认识的错误和缺漏，笔者最近对此有一些新的认识，这里提出三个方面的看法，即：第一，关于任职时间的大致推定；第二，关于“待罪”非罪的认识；第三，关于“毖予张公”和“半芳刘公”二人的确认。

　　首先是关于王鉴出任廉州的具体时间，这是一个十分纠缠的问题，至今仍难有确凿的定论。这一问题的讨论，目前所见有如下几种说法：一、崇祯八年(1635)，见《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一六三五乙亥崇祯八年，王鉴知廉州。”但此说具体不知何据。二、崇祯十二年(1639)，所据为王鉴《北固山图》自题：“今岁仲夏出守粤东，……己卯(1639)六月。”赵国英《王鉴绘画研究》持此说(见《王鉴绘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三、崇祯十四年(1641)，见《廉州府志》卷十六：“王鉴，江南官生，崇祯十四年任。”郑威《王鉴年谱》持此说(载《朵云》1989年第3期第96页)。

　　以上三种说法，第一种未详何据，姑且不论。第二种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作为依据的《北固山图》，却大可一疑。《北固山图》今藏广东省博物馆，与今藏上海博物馆的《溪山深秀图》是一对“双胞胎”，画面构图与笔墨的细节都完全相同，而《溪山深秀图》笔墨秀润，神采焕然，并自题“仿北苑笔意”，是典型的王鉴仿董源之作。与之相反，《北固山图》笔墨层次板滞僵硬，笔法琐碎，题字书法亦不类王鉴作风。另可置疑者，引首“弇山堂”印篆法刻板，不合明末印风，“玄照”印篆法乖谬不通，生硬做作，如此种种，基本可以确定此作即是摹仿《溪山深秀图》而成的伪品。那么，这段跋文的可靠性就须重新审视了。而第三种说法，来源似乎是相当明确的，却也不能说毫无瑕疵，因为与已知的史实有些龃龉，比如《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七著录的王鉴《仿宋人巨幅轴》题跋中明确说“予己卯岁待罪廉阳”，“己卯”为崇祯十二年(1639)，“廉阳”即指广东廉州，这就是说崇祯十二年时王鉴已在廉州，那么何来崇祯十四年方始任职廉州的说法呢？

　　综上所述，王鉴出任廉州知府的具体时间还难作定论，其中比较可信的证据当属“己卯岁待罪廉阳”，而《直隶太仓州志》等均记载王鉴在任廉州仅两年，据此，则认为王鉴于崇祯十二年(1639)至十四年(1641)出任廉州知府的说法相对来说最为可信。巧合的是，真伪存疑的《北固山图》的题跋也指向这一结论，看来此图虽可疑，其跋文或有据，是否这一跋文乃从王鉴的其他作品移录而来？这在伪作中固属常见现象，且存疑待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鉴题跋中“待罪”一词，在文中的含义必须细加讨论，也就是笔者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待罪”非罪。我们不妨先把《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七著录王鉴《仿宋人巨幅轴》的这段题跋完整摘录如下：

　　“予己卯岁待罪廉阳，正毖予张公节制两粤时也。张公乃大司空半芳刘公之至戚，予素荷司空知遇，为忘年交。张公以司空故，特破格提携，不以属礼相加，予愧无涓埃之报。而廉阳僻处海隅，少簿书鞅掌，每多公暇，仿得宋元诸家四巨帧，欲为张公寿。甫成其半，而张公应少司马之召，遂不及奉赠，至今犹抱耿耿。及予放归，复为贫累，浪迹天涯，萍踪无定，诿置箧中者几十五年。今长夏无事，避暑弇山，偶简出绢素，如对故人，不忍抛弃，稍加涂抹，以竟前工。然余精神消亡，颠毛种种，非复当年矣，掷笔为之惘然。壬辰夏六月既望，娄水王鉴识。”(引自《中国书画全书》第十三册230页)

　　“待罪”一词，今人大都据字面理解为“因获罪而等待处分”，这自然是可以的，也能在古籍中找到一些例证，但这一义项在古代却并非典型。相反，“待罪”的另一个含义不易引起注意，却是古人所常用的，即作为古代官吏任职的谦称，意谓不胜其职而将获罪。《辞源》释“待罪”：“封建时代大臣对帝王陈奏时自谦之词。意谓身居其职而力不胜任，必将获罪，故称待罪。《史记》一○○《季布传》：‘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后来宰辅上奏，往往有待罪政府之语。参阅宋赵升《朝野类要》四。”“待罪”的这一含义，在古籍中更为普遍，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范仲淹《滕君墓志铭》：“予时待罪政府，尝力辩之。”清孔尚任《桃花扇·归山》：“老夫待罪锦衣，多历年所，门户党援，何代无之？”均同此义，可见这一用法，古代更为普遍。也就是说，“待罪廉阳”，恰恰就是“任职廉阳”的意思，综合跋文下文“特破格提携，不以属礼相加”等词句的语气，可见这一解释更为恰当。

　　缘于对“待罪”一词的错误理解和对其他史料的不恰当联系，使学者们在王鉴任职廉州的问题上有些误读，更需要加以厘清。

　　如蔡星仪先生著《王鉴》一书中称：“据他在一幅《仿宋人巨幅轴》上的题跋，我们知道他在崇祯十二年，因为反对‘开采’之恶政而获罪，在廉州等待皇帝的发落，幸亏当时的两粤总督是大司空刘半芳的至戚，刘半芳又与王鉴有交谊，靠着这种关系，由刘半芳出面为他说情，才得免于牢狱之灾，落得个罢官归里的结果。”(蔡星仪《王鉴》，见《中国历代画家大观·清(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103页)

　　又如赵国英先生在《王鉴绘画研究》一书中也说：“在任廉州太守期间与上司意见不和，得罪上司，后因朋友相救，始得幸免。……争执的内容为针对当时的弊政，宦官借开采之名，横征暴敛。……事件虽由于朋友的帮忙得以了结，当时并未对王鉴产生直接的影响，王鉴继续任太守两年。两年内再无任何政治建树与作为，……但是这次出任太守的经历，对王鉴走仕宦之路的决心打击颇大，此后两年，王鉴离开了仕途。”(赵国英《王鉴绘画研究》27页)

　　这两段错误的叙述，联系了王鉴在廉州请罢开采之事，这一史料见于乾隆《镇洋县志》卷十二《人物类》的记载：“(王鉴)出知廉州府，是时粤中盛开采，鉴力请上台，得罢。”但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造成这一误读的核心是对王鉴跋文中“待罪”一词的望文生义，并将“待罪”与请罢开采错误地联系了起来。从上引跋文和对“待罪”一词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王鉴在廉州知府的两年，根本没有什么获罪之事，反而因为受到上司的特殊照顾，“破格提携”，“不以属礼相加”，加之公务不繁，“每多公暇”，王鉴感觉颇为轻松。这里的请罢开采之事，显然也得到了上司的有力支持，并被作为王鉴的善政而受世人传诵(关于请罢开采之事，下文还有补述)。当然，这一切并没能改变王鉴对濒于没落的明王朝腐朽统治的失望之情，所以两年之后，他还是拂袖而去了。

　　最后说说“毖予张公”和“半芳刘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一直是学者们避而未谈的，如上述蔡星仪、赵国英先生两书即对此含糊其辞，笔者在拙著《王鉴画论译注》(荣宝斋出版社2012年版)的前言和正文中也都没有考证，只是沿用了“毖予张公”和“半芳刘公”的模糊说法。这是因为，王鉴谈到这两个人物，所用的都不是本名，而是字号，偏偏这两个字号无法在常见的史料和辞书中查实，这就成了困扰学界的一个小问题。但最近的一次发现，使我对这个问题的困惑豁然而解。

　　解决问题的契机来自笔者闲读张岱《陶庵梦忆》一书的偶然发现，《陶庵梦忆》卷七《冰山记》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一日，宴守道刘半舫，半舫曰：‘此剧已十得八九，惜不及内操菊宴、及逼灵犀与囊收数事耳。’余闻之，是夜席散，余填词，督小傒强记之。次日，至道署搬演，已增入七出，如半舫言。半舫大骇异，知余所构，遂诣大人，与余定交。”

　　张岱《陶庵梦忆》记述的时间与王鉴生活的时代相近，因此张岱文中的“守道刘半舫”使我联想到了王鉴题跋中的“半芳刘公”，而王鉴所记的“半芳刘公”一直无法查实，遂使我想到“芳”字会不会是“舫”字的同音之误？循此线索查考史料，问题果然迎刃而解，所谓“半芳刘公”正应是“半舫刘公”，也就是刘荣嗣(？-1638)，字敬仲，曲周(今属河北)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山东参政、顺天府尹、户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因治理运河未成，下狱论死，卒于狱中。刘荣嗣能诗，著有《半舫集》，“半舫”之称由此而来。王鉴跋文称“大司空半芳刘公”，“大司空”为古官名，与大司徒、大司马并称三公，明清时通常以“大司空”作为工部尚书的别称，刘荣嗣官至工部尚书，正相吻合。

　　而“毖予张公”则显然是张镜心(1590-1656)，字孝仲，号湛虚，晚号晦臣，自号云隐居士，北直隶彰德府磁州(今河北省磁县)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初授萧县知县，后官至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等。据《明督抚年表》卷五记载，崇祯十年(1637)：“张镜心，《国榷》：十年闰四月丙辰，张镜心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至崇祯十四年(1641)：“张镜心，……《国榷》：十四年十二月庚戌，张镜心兵部左侍郎。”可见，张镜心任两广总督的时间是崇祯十年至十四年，王鉴于十二年至十四年任廉州知府，正是在张镜心的管辖之下。崇祯十四年，张镜心离任两广总督之职，改任兵部左侍郎，与王鉴题跋“张公应少司马之召”一语正相吻合，因为所谓“少司马”，正是兵部侍郎的古称。而且王鉴说“张公乃大司空半芳刘公之至戚”，这也可以找到证据，刘荣嗣有《简斋先生诗选》传世，此书之序就是张镜心所作，张镜心在序文最后的署名是“相台眷弟张镜心题于云隐山房”。相台为相州的别名，州有铜雀台，故名。金改相州为彰德府，明清沿袭之，张镜心即彰德府磁州人。“眷弟”一词说明张、刘二人是亲戚关系，可与王鉴所说“至戚”吻合。证据凿凿，可无疑问，至于王鉴为何称张镜心为“毖予”，笔者目前仍没有查到相关资料，留待他日补充。

　　至此，“毖予张公”为张镜心，“半芳(舫)刘公”为刘荣嗣，这二人可以确认无误，这一困扰笔者多年的疑问得以解决，为厘清王鉴任职廉州的历史提供了明确的线索。

　　据此我们可以基本明确，崇祯十二年(1639)，王鉴出任廉州知府，治所在今广西合浦县。时任两广总督为张镜心，张镜心与工部尚书刘荣嗣是至戚，王鉴因与刘荣嗣有忘年之交，遂因刘的关照，得到张镜心的破格提携，且不以属下之礼相加。廉州僻处海隅，每多公暇，王鉴得以在公余从事笔墨。任职廉州期间，王鉴最大的政绩是罢粤中开采。合浦自古以产珍珠闻名，《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传·孟尝》有“合浦珠还”的典故。晋葛洪《抱朴子·祛惑》曰：“凡探明珠，不于合浦之渊，不得骊龙之夜光也。”这些记载，都可见合浦产珠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王鉴到任，“是时粤中盛开采”，于是他“力请上台，得罢”，这显然说明这种无度的征敛已经给当地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因为王鉴的坚持陈请，才去除了这一弊政。对于他力罢采珠的善政，友人王曾武后来有诗相赞：“金谷此时忘宴集，珠崖昔日罢征求。画推北苑仍宗伯，家寄东陵是故侯。”(《直隶太仓州志》卷三十五)这样的善政，历来也是很受修史者重视的史料，因此被记载进了《镇洋县志》和《直隶太仓州志》中。

　　王鉴在廉州任仅两年，即罢职归太仓，从此未入仕途。笔者推测，王鉴的离职与张镜心的离任当有很大的关系，但史无明文，暂且聊备一说。

　　王鉴的画论

　　有些史料记载，王鉴曾著有《染香庵集》，如傅抱石《明末民族艺人传·王圆照鉴》记其“著有《染香庵集》”，然未述详情。谢巍先生《中国画学著作考录》说：“圆照有《染香庵集》三卷，此书访觅多年未能获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440页)但笔者多年来留意，并未见有《染香庵集》传世，甚至也没有看到直接见过此书之人的明确记载。笔者查有关资料，见明末清初吴县诗人徐波(1590-1663)也曾著有一种《染香庵集》，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卷一：“《天池落木庵存诗》二卷。徐波撰，波生于万历十八年(1590)，卒于康熙二年(1663)。字元叹，号顽庵，江苏吴县人。……《渔洋感旧集》卷二，称其又有《谥箫堂集》、《染香庵集》，今不可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上册10页)。但徐波的《染香庵集》也未见传世，会不会是过去的记载将两者混淆了呢？值得怀疑。总之，王鉴的《染香庵集》究竟是否存在，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目前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

　　除此之外，一般介绍中还会提到，王鉴有《染香庵跋画》(或作《染香庵画跋》)一种传世。此书全文仅四则，最初见于清秦祖永所辑《画学心印》卷三。谢巍先生在《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中谈到此书时说：“不详秦氏之书所据何本移录。圆照有《染香庵集》三卷，此书访觅多年未能获见，或出于此书，亦未可知。”谢先生因不明《染香庵跋画》的来源，故作了如上的推测。其实，《画学心印例言》云：“当代若奉常(王时敏)、廉州(王鉴)为画学领袖，尤倪、黄正宗嫡派，其论画之流传者惟《清晖赠言》‘二王画跋’共有十余则，亦足以略见一斑。”《清晖赠言》是王翚所编当时同道友人为他所作的题跋、赠诗之书，今查《清晖赠言》卷八(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却仅见王鉴画跋三则，内题称《题石谷画三首》，此《染香庵跋画》之最后一则未见。这最后一则，其实是秦氏自己补入的，因为秦氏在书中最后一则的评语中说到：“此册于乱后得之。”可知最后一则系据其本人所藏王鉴册页所补入(此册今藏故宫博物院，见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二十二册49页)。据此我们可以明确：《染香庵跋画》四则，是秦祖永辑录的，前三则来源于《清晖赠言》，最后一则是秦氏据自己所藏的王鉴画册之题跋补入的。至少在秦祖永看来，当时这四则，是他仅知的王鉴画跋，故名之为《染香庵跋画》，遂流传至今。

　　据此可知，王鉴的画论，传世的只有《染香庵跋画》一种。近年来经过笔者的辑录，增广了一百多则王鉴题跋文字，内容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电子检索)、《中国书画全书》、《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各类王鉴画册所见作品、郑威《王鉴年谱》著录作品，以及少数经初步甄别的拍卖作品等，共又得王鉴画跋119则。这些题跋，以论画者为主，另凡有关王鉴生平、行踪、交往的文字，也一并收入，这些资料现已由笔者辑成《王鉴画论译注》一书，2012年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以上这些王鉴画跋，可以说是笔者目前所知见的王鉴画论最全面的辑录资料了，若仍有遗漏，则只能留待将来补充。

　　王鉴画跋是“四王”画论体系的组成之一，不可或缺。他所论述的重点，与王时敏等人一样，是对传统的梳理、解析和点评。同时这些文字也透露了他的行踪、视野，保存了一定的画史研究所需的史料。但也许是能力精力之不及，也许出于不屑，或者是资料的散失所致，总之，目前所见的王鉴画论，思想的深度和语言的表达要弱于其他三王。他的传世画论文字较少，思维也略显贫乏，明显不及王时敏和王原祁，甚至也不如王翚。其画跋所见的语言不少感觉相当单一雷同，诸如“恐不能仿佛万一”、“掷笔为之惘然”等语，几乎随处可见，捉襟见肘，不免短气。这些，都是我们在研读王鉴画论时明显可以感觉到的。■

　　(作者系书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