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鉴的历史评价：堪与董华亭对垒

　　邵琦

　　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史称“四王”。对“四王”或者“四王画派”的认识与评价是山水画历史进程中无法绕开的、也是关乎当下的课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四王”的关注和研究虽未得到应有深入，却也有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尤其是对“四王”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与相应的重视。但是，在检视有关“四王”的研究成果时，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扬“娄东”而抑“虞山”。亦即在对“四王”的总体历史评价上，不仅扭转了自康有为以来的全面否定，且在对他们的艺术成就的认识上也日趋客观。然而，在对“四王”的个案研究中则有所偏颇：即总体偏向于以王时敏、王原祁为代表的“娄东画派”，而对王鉴、王翚为代表的“虞山画派”的研究偏弱。这种不对称的现象，所反映的与其说是“娄东画派”与“虞山画派”的实际情況，毋宁说是当今人们的审美取向。

　　之所以出现娄东隆而虞山微，直接的原因是娄东二王(王时敏、王原祁)存世的文字资料不仅在数量上远多于虞山二王(王鉴、王翚)，且获取与检索上亦更为便捷。更重要的是在对绘画的理论阐述上娄东二王远胜于虞山二王。对此只要将王时敏的《西庐画跋》、王原祁的《雨窗漫笔》和王鉴的《染香庵画跋》、王翚的《清晖画跋》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便不难看到。由此可见，画家本人的理论思考与表达的重要。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后世对他的艺术成就的认定上，也体现在对他的历史地位的认定上(因为后世的研究往往决定其历史地位)。

　　如果说文字或理论观点的多寡是导致“四王”研究中娄东隆而虞山微的直接原因，并且这主要是画家本人的原因，那么，扬王原祁而抑王翚则是当今审美取向选择的结果了。

　　当今的这种抑扬显然和清代呈现的“家家子久，人人石谷”历史状况是不对应的。这种抑扬的不对应，不仅表现在对王翚、王原祁“后二王”身上，也表现在对王时敏、王鉴“前二王”身上。换言之在对“四王”的历史评价上亦呈现出“扬娄东、抑虞山”的特点。倘若稍稍还原一下“四王”的历史语境，便可见当今“扬娄东、抑虞山”评价的原委。

　　王时敏的儿子王撰云：“先君以世务牵制，晚年愁冗纷集，兼多向平之累，兴会所至，时一演染，未遑朝夕从事于斯。而湘翁则萧然一身，屏去尘事，得以余力专意磅礴……”这与王鉴在自题《山水册》时所说的“余生平无所嗜好，唯于丹青不能忘情”是大抵吻合的。因此王时敏在跋王鉴六十三岁时所作《仿黄公望山水》时说：“元四大家风格各殊，其源流皆出于董巨。玄照郡伯于董巨有专，诸作往往乱真。此图复仿子久，而用笔皴法仍师北苑，有董巨之功，又有子久逸韵，瓶盘钗剑，熔成一金，即使子久复生，神妙亦不过如此，真古今绝艺也。余老钝无成，时欲仿子久而粗率疥癞。相愈远。今见此杰作，珠玉在侧，益惭形秽，遂欲焚笔砚矣，叹绝，愧绝。”王时敏对同道后学向来不吝啬赞美之词，不过联系前王撰的记述，还是可以想见王鉴过人之处，这可以从戴熙和陆愚卿两人的题跋中得到佐证。戴熙曾自跋山水册云：“王湘碧有画雪小祯。墨法之妙，细入豪芒，殆有烟客不能及，石谷不能师者。”陆愚卿则转述笪重光的话说：“江上外史称石谷为画中龙，而晚年多荒率气象。吾谓画中龙，国朝四大家中唯廉州实能当之。”毕泷在题王鉴《山水册》时说：“四王先生中，唯廉州能运笔中锋，其合作处堪与董华亭对垒。”

　　堪与董华亭对垒，虽不乏溢美之处。但对王鉴在中锋长线上认可却是的然可信的，亦是合乎史实的。因而可以说对王鉴、王翚为代表的虞山派的评价，在由时间流逝和社会变迁所形成的文言语境和白话语境中相去甚远。这种差异，与其说是反映了对虞山派的认识，毋宁说是体现了评价者审美取向的不同。文言语境关注的是绘画技法，白话语境关注的是画面个性。标准的不同，取舍的结果自然不一。平心而论，王鉴作为“四王”中的一员，其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与王时敏并无轩轾。一如王时敏所言，在取法上，都以披麻皴为专攻对象，远祖董巨，近宗子久。也就是在一点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王时敏对王鉴的推崇，更可以看到王鉴在中锋长披麻上的卓然独立。因此就作品技法而言，笪重光的评价无疑是公正而中肯的。倘若再就绘画的整体成就来看，王鉴的山水不仅在水墨浅绛上堪称画中龙，而且在青绿山水上亦无出其右者。倘若能够平实而客观地面对他们的画面，这些都是可以得到印证的。无论从存世的作品中，还是在“四王”作为一个画派的共同旨趣上，都可以将王鉴视为成就最高者，但本文的目的并不在此。揭橥对王鉴历史评价中文言语境与白话语境间的差异，只是为了表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所执持的艺术评判标准上的不同。

　　在当下现有的标准中，王鉴被忽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往昔既有的评定是过时的。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明天会依旧持有今天的标准。

　　因此，王鉴也好，虞山派也罢。作为历史的既在，不会因着后人的评说而改变什么。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既在的史实，才能映照出当下人们所持有的评价标准与其背后的价值取向。缘于此，当面对王鉴的画面时，如何评价也就并不重要了，甚至连他究竟该拥有怎样的历史地位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能以王鉴为鉴，反思与审视当下持有的白话语境中的艺术评价标准或者说历史文化标准，才是关乎根本的，指向未来的。■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