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山水画中的人物人气

　　刘宗汉

　　有一次同一位作家聊天，他忽然并非调侃而是很严肃地说道：“你们山水画家不尊重人。总是把山画得那么大，把人画得那么小。我们作家就不是这样，写书即写人。”

　　隔行如隔山。不能要求作家有多么丰富的山水画专业知识，所以当时未予深辩。事后反复思索，这位朋友倒是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遇到不止一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故略抒浅议。

　　山水原来是作为人物画背景而存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山水画。东晋的顾恺之著有《画云台山记》，梁元帝有《山水松石格》，宗炳、王微有《画山水序》、《画叙》等。唐代以后逐渐成熟，出现了大画家吴道子、李思训、诗人兼画家王维等。据云，吴工水墨、李工青绿。二人同画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图之于大同殿壁。唐明皇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奇妙。”至宋代完全成熟且成就卓然，形成中国山水画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山水画自脱离人物画衬景的附属地位独立分科以来，当然是以山川林木等风光为题材，塑造反映大自然之美，成为山水画美学价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现存最早的“纯”山水画——隋代的展子虔的《游春图》来看，人物，仅是山水的点景而已。时至今日，山水画中若出现人物仍然是“点景”。然而，这一点景，虽然“把人画得那么小”，但决非对人的小视，而是份量极重。通篇立觉“人”气十足，似乎那些高山大川都在为这个小“人”服务，升华了意境，甚至起到点明主题的作用。北宋范宽的传世名作《溪山行旅图》，苍山巍巍，细流涓涓，林木丰茂，山路蜿蜒，一派大气磅礴之势，仅在右下角有旅者牵着驴驮队在艰难跋涉。虽然所占面积极小，却表现了行旅者勤劳坚韧的性格，创造了积极昂扬的意境，起到点题的作用。贾又福刻划的西部山塬，苍茫拙朴，广阔浑厚，一位小小的牧人赶着羊群跚跚而行，使你立即感觉到西部人的勤奋与朴实。此类图例，俯首皆是。浩瀚沙漠上的一行驮队，小桥流水旁的几位浣女，荒山野岭中的独行樵夫，茫茫大海上的舞浪舟子……莫不点出山水作品中独特的人文意境。

　　有的画家甚至连那些小人物也不点，仅画一些屋宇、桥涵、舟车、路径之类的配景“道具”，是不是小视“人”的存在呢？非也。明末清初的山水画家龚贤，为当时金陵八大家之首，开一代宗师。他的作品上就极少有人物活动。但他用道具已经点明了人迹所至的环境，可登、可涉、可止、可安，再加上他塑造的山光水气，留下联想的余地，使人望而生情。李可染的《万山红遍》也是有屋宇而无人物，但那里有“两个人”：一是毛泽东创造的词义，一个是画家对这首“词”的理解。当代许多山水画家也都照此料理，获得成功。

　　有的山水画中既无点景人物，也无人为道具，该说是太不尊重“人”了吧。？亦非也，那里同样有人，就是作者自己。绘画是“聊写胸中臆气”的工具。无论主题性绘画还是文人小品，都要有主题和意境，即使无主题，也有意境。哪怕是很前卫的抽象或意向作品，也注入了作者的见解与情感。任何一位作者，只要他选中一个题材进行创作，他就想让读者了解他的一份情愫。好的作品震慑人心，使读者流连忘返，甚至可能发生比作者还要丰富的联想与感慨。此时的读者，实际上也“挤”进了画中，与作者共鸣，画的“人气”不是更旺了吗？《文心雕龙》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臆溢于海”，搬到画面上来的山水形象，都是已被作者“人化”了的“自然”。周韶华先生创作的昆仑系列，即无人物，也无建筑，难道你从中感受不到作者纵横千里，仰昂天地的博大胸怀？最近画界有一种“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争论。笔者才疏学浅，无力深研。但我是“有我”论者。我认为任何成功的山水画都是“有我”的。这才是山水画创作内涵的关键。至于点景人物与配景，还仅是画面表层的需要。

　　“画为百文之首”。画画就是做文章，是用形象语言做文章。如果说作家“写书即写人”，则我云，画家“写画亦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