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记录中国书法演变

　　从上自下：敦煌悬泉遗址出土的汉简 敦煌出土的汉简削衣 张芝传世名作冠军帖 敦煌出土的汉简书法 《金刚经》敦煌唐拓本

　　兰州晚报记者刘学智

　　敦煌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谁也不会想到，在尘封千年的藏经洞里，在茫茫戈壁的烽燧遗迹中，在散于敦煌民间更多的“草圣”传说里，涵盖了包括敦煌汉代汉简书法、张芝、索靖书法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其数量之巨大、书体之多姿、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敦煌书法的大量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及魏晋、秦汉的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敦煌汉简开启了楷、行、草书

　　100年前，敦煌汉简重见天日时，就曾轰动世界。1907年3月27日，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玉门关附近考察汉代长城线时，发现了一座削去顶部的烽燧，在对这座烽燧进行了专业的考古挖掘之后，获得了大批简牍，其中有一枚写有“建武十六年”(公元50年)的纪年简，证明这是汉光武帝时期的木简。斯坦因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在中国文化界会产生如此强烈而又持久的反应。他无意中打开的是一座罕见的汉代书法宝库，那里珍藏着中华先民最早的书法真迹。首批约3100枚敦煌汉简被斯坦因运回英国，并被法国汉学家首先用于研究。之后国学大师罗振玉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出土的敦煌汉简资料整理成一部国学专著《流沙坠简》于1914年出版。《流沙坠简》的出版不但在文物考古界引起了轰动，更在中国书法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形象地说：“汉代

　　简牍就像原子爆炸一样，灵光一闪，在几十年之间影响了书法艺术，一下子打开了书法家们创作的新天地，不仅改写了中国书法史，更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书法创作。

　　汉代简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据史载，汉简时代包括秦代到东汉末期，大约400年，这正是中国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学术上叫“隶变”，即汉字字体由篆书逐渐演变为隶书。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

　　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可以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刘正成说，敦煌一带出土的简牍完整地保存了从西汉到东汉书体演变的全过程，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书体和文字的发展变化的坐标体系，在敦煌都能找到。而最早致力于敦煌书法系统研究，并出版过好多部专著的复旦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沃兴华认为，清末以来，传统碑学遭遇了如何走到行草书里面去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敦煌汉简新材料的出现正好与书家们的探索一拍即合，形成二十世纪书法发展的一个新潮流。“现在有新的材料不但可以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也可以解决当代书法实践中的新问题。利用敦煌遗书、敦煌汉简，为碑学演变为行草书的研究打开新的出路，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书法家的使命。”沃兴华如是说。

　　东汉草圣张芝故里在敦煌

　　谁也不会料到，地处偏远的敦煌竟然是草圣张芝的家乡。但说起敦煌书法，草圣张芝是绕不过去的。

　　张芝，东汉著名书法家，甘肃敦煌人。出身名门，他的父亲张奂曾是威震海内的东汉大将军，后遭排挤至敦煌。而张芝从小就无心政治，一门心思钻研书法。朝廷三番五次下诏求贤，请他出来做官，他都不为所动，甘做布衣书生。张芝从小随父母来到敦煌城，故居在敦煌城内东北隅效谷府，人称北府张。张家门前有一大水池，张芝父亲请人打制了桌椅，供张芝、张昶兄弟习文练字。每天做完功课，张芝就在池边洗砚台和毛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把整个池塘的水都染黑了，“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一时传为佳话。后人把书法称为“临池”，就是从这儿来的。张芝生活的时期，行笔迟缓且有波磔的隶书和字字独立带有隶意的章草都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代之而兴的是书写起来快捷流畅的“今草”，社会上形成了“草书热”。张芝在继承章草的基础上，摆脱旧俗，独创一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张芝与怀素前后辉映，代表着汉唐时代草书盛行期的两座丰碑。连书圣王羲之对张芝都要谦让三分，他说：“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孙过庭《书谱》)，也就是说，古今书法，王羲之只把钟繇与张芝两人放在眼里。自汉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间，在草书领域里涌现了索靖、卫恒等这些传于书坛的人物，更有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四位大师，他们的师承都源于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圣张芝。其实，张芝的“明星效应”到东汉末期才显露出来，今草书一出现就迅速盛行，欣赏者甚多，创作者甚众，可谓名家辈出，形成了一股空前的狂潮。这种风气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在张芝创立草书之后，书法才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这门艺术在汉代形成了以敦煌书法为代表的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创作的最高峰。在敦煌出现张芝不是偶然的，也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当时在敦煌的发展和普及程度。张芝对敦煌书法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点在以后的敦煌经卷中的草书也可进一步得到印证。一个更中肯的评价是：张芝的草书将中国书法从实用中解放出来，将书法活动当作毫无功利性质的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于中国书法功莫大焉。

　　说到敦煌书法的代表人物除张芝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索靖。索靖，字幼安，敦煌郡龙勒县人，是张芝的姊孙。曾官至尚书郎、雁门太守、酒泉太守，拜左卫将军。索靖擅长章草，与书法家卫瓘齐名。他的草书学张芝，而又有自己的风格。索靖作品传世的有《月仪帖》、《出师颂》等，其中以《月仪帖》最为世人所重，此帖笔力坚劲、锋芒毕露，个人特点比较鲜明，同记载中索靖书法面貌基本相符。索靖一生创作了一批堪称典范的作品，后世认为他是继承了张芝的余续，称他为“亚圣”。2003年，一件相传为索靖所书的章草作品《出师颂》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亮相，在文物界和书法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曾经是故宫最负盛名的一件藏品，被认为是西晋大书法家索靖唯一存在的真迹。后被宫廷收藏，1922年，此卷被溥仪携出宫外。2003年，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的天价从嘉德拍卖行中回购了《出师颂》。

　　敦煌遗书留下6万多卷墨迹

　　光绪26年5月25日(公元1900年6月21日)，住在莫高窟的王道士偶然间发现了藏经洞的秘密，自此，揭开了一门显学——敦煌学的研究序幕。从此，敦煌遗书也就成为人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根据现有发现，敦煌遗书的历史上溯至晋、十六国、下至北宋，共有6万多卷，可谓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中古时期书法墨迹，成为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藏经洞也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书法库。

　　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地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向楷书转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据史载，敦煌藏经洞文书，上起东汉，历经三国、两晋、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北宋等十多个朝代，横跨时空700余年，除汉文以外，还有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粟特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是一座卷轶浩繁的古代图书馆。

　　据专家研究表明：敦煌的写经是多层次的，从官方到民间的文书都有，能真实地反映我们古代社会实际使用文字的所有面貌，这是其他文献里面所没有的。通常传世文献是经过编辑整理的，是上层社会精英文化的体现，而在敦煌写经卷里头，从上层社会到下层民间所有的情况都可以体现出来。其书体之完整、年代之久远、笔法之多姿、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之，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完整、最鲜活的原始档案，对书法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还有王羲之《十七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与各个时代的写经、写本，均是极为宝贵的碑拓和墨迹珍品。敦煌书法还包括供养人题记和敦煌碑碣书法等内容，在莫高窟492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历史墨迹。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

　　注：(本文写作时曾参考秦川所著《敦煌书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