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席,江苏徐州人,1950年生于山东诸城,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等职。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艺术史、艺术批评、文学史、人文史等,近年来更着力于佛教艺术研究,主持国家重点项目佛教艺术遗产调查。出版专著《六朝画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等53部著作。绘画作品被收入《中国绘画年鉴》,曾在俄罗斯、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举办个人画展。
著名文艺理论家陈传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
日前,韩国著名艺术家、美术评论家金兑庭对中国当代美术现状提出了直率而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国当代美术的确走到了危险的边缘”、“艺术家写得画得都很快,自己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对此,向以直道而言行世的著名美术史学家、文艺理论家陈传席表示完全赞同。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陈传席除了畅谈自己的人生、学术历程外,也对当下的中国书画界进行了强有力的针砭——他强调,文化底蕴的缺失是当代书画创作中的致命伤。
文、图/记者 江粤军
秉承“君子不器”
终成学界“通才”
和陈传席相识的人,都不免要折服于他的博闻强记。出版过53部专著的他,还曾在煤矿上搞过发明创新。
对于自己的“能量”,陈传席归为天性使然和环境催化。“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喜欢读书,往往是天生的。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书,记忆力也好,四五百页的书,看过一遍就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别人很惊讶,而我也很惊讶,以为人人都如此,谁过目会忘呢?”但是,在那个年代,即便喜欢看书,也未必有书可看。而陈传席很幸运,当时他有一个同学是地主家的孩子,家里财产几乎全充公了,仅剩下一屋古书,成天都借书给陈传席看。
古人云:“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从小,陈传席就秉持着这样的观念来读书,这使得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得以自由转圜。
“文革”中,他被推荐入淮南煤矿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淮北煤矿工作。虽然他在煤矿上做了很多改革,但领导对他的“捣鼓”并不太支持。为了不受制于人,陈传席决定弃理从文,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史论研究生。
那时候,美术院校是研究生毕业一届再招一届,当年的中央美院、浙江美院都处于“间歇期”。南师大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师资力量也非常强,全校几十个系只招4名研究生,陈传席占其一。“虽然我读的是艺术系研究生,但古代文学是中文系的老教授来任教,历史是历史系的老教授负责授课。”其间,陈传席一直对文学更感兴趣,天天跟中文系的学生“厮混”。毕业后,他既发表美术史论著作和论文,也在全国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评钱钟书、鲁迅、郭沫若等名家的文章。文学刊物向陈传席约稿的同时,美术刊物也不肯放手,一再向他约稿。最终他盛情难却,只好继续在美术史的道路上探求。此时,他发现,如果没有文学、宗教学、哲学的功底,做中国古代美术史根本是雾里看花。
“中国古人跟西方做学问的方法不同,儒家讲究‘君子不器’,要做‘通才’,而西方人崇尚的是专业人才,热衷于讨论具体问题。当然,西学的方法可以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但中国的方法能够从高度上打通,你看钱穆的《国学大纲》,至今还被反复引用。而现在的中国台湾学者多用欧美的方法来研究课题,做出来的东西影响面也不太大。所以,我还是认可传统与西学结合,只有广泛涉猎,才能把艺术史做好。”
言人所未言 做人所未做
有了高度,陈传席做学问也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常能言人所未言,做人所未做。
譬如他写《中国山水画史》,被誉为开中国分科画史先例。写作这本大书,源于他考入南师大后,搜罗了各种中国美术史方面的书,却找不到一本称心如意的,于是想自己重写中国美术史,以此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真正要动笔时,陈传席才意识到,中国美术史包括绘画史、雕塑史、建筑史、园林史,太丰富、博大了,又想通过绘画史来窥一斑而见全豹。再深入论证下去,他发现写绘画史题目依然太大,于是将切入点落在了山水画史上。“中国的山水画是儒道思想的载体,山的稳重、水的流动,山的高、水的长,当中都有哲学意味。因此山水画不讲究色彩,而以水墨为上品。”如今,陈传席71万字的《中国山水画史》,已经再版12次,并被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
又如他成功组织中国首次美术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全国36家博物馆藏品联展。当时,他研究生毕业不过两年。
离开南师大后,陈传席进了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工作。1984年,所里的领导安排他搞新安画派领袖人物渐江逝世320周年的纪念活动。踌躇满志的陈传席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向世界各国知名中国书画研究者发出了邀请,大家也纷纷回函应承前来。研讨会时间临近了,所长问他怎么办?陈传席二话不说直接就去找省委书记。没想到省委书记马上作了批示,经费问题迎刃而解。之后,陈传席又到全国36家博物馆(院)借展品。
“我个子很高,而且是研究生学历,到各大博物馆去,人家都当我是个人物。从故宫一下子拿到了五六十张明清时期新安画派的作品,在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陈传席笑言,“当年很多博物馆是大老粗当家,看到文化人很敬重。”作品借来了,领导又吓一跳:弄来这么多书画,要到哪里展出呀?最后,安徽博物馆整个四层楼的展厅,全都挂满了作品。欧美的学者看后啧啧称叹,有美国学者曾念念不忘地说:“36家博物馆联展,在欧美是根本办不到的。中国后来的艺术史国际研讨会,形式都套用此次,但规模远远不及。”
几乎以一己之力促成此事的陈传席,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要他挂名做画册主编时,却拒绝了。不过,他的声名早已远扬海内外。1986年,他应聘赴美任堪萨斯大学研究员。归国后,其力作更是源源不断。
对话陈传席——
新文人画仅是
借用“文人”概念
广州日报:对古代书画,您的认识和感受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明清院体画备受市场热捧,常常拍出很高价格,在您看来,文人画与院体画的艺术价值有哪些差异?您更认可哪一种?
陈传席:近现代学者常批评院体画柔媚细腻,也常把院画和院体混为一谈,其实并不准确。我做过详细的考证,五代、北宋有院画而无院体,院体画始于南宋李唐、马远、夏圭。南宋画家有家国之恨,怒发冲冠,故所作院体画,用大斧劈皴,气势磅礴、刚劲浓烈,发人振奋。但院体画就南宋最好,后来学南宋者,因为时代背景不相同,难得见好作品。
而文人画讲究文雅,以儒道思想为精神旨归,道家认为柔弱胜刚强,儒家倡导“子不言怪、力、乱、神”,所以文人画是反对院体画那种直白强悍的。历来文人攻击院体也都说它粗而硬、污而燥,不曾说它柔媚细腻。
就两者比较而言,文人画的线条更变化多端,所以总体上略胜一筹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今天的社会文化土壤还有利于文人画的产生与发展吗?
陈传席:当今所谓的新文人画,我认为只是借用这个概念罢了:现在多数人没读过《十三经》、《二十四史》,基本知识都没掌握,哪里称得上是文人?
广州日报:有外媒称:“中国现代有三派:现代派爬得太高,新文人画靠得太近,唯陈传席画派立得最远。”对此您作何理解?
陈传席:所谓“现代派爬得太高”,是指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认为绘画不应该只追求形象和色彩,要有哲学,要有思想内涵,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哲学和思想内涵,更没有真正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有的认识也是错误的,更谈不上有好的作品了;所谓“靠得太近”,是指当下很多画家认为传统有用,仍然走着传统的路子,却还远远没达到古人的高度。
现代挑不出
一两个代表性的画家
广州日报:最近韩国的金兑庭教授对中国当代书画现状进行了“大批判”,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陈传席:金兑庭的评论非常好,非常中肯,中国大多数评论家都难以说到这个点上。作为一个韩国人,能看得这么清楚,很难得。
广州日报:就您看来,中国当代书画创作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陈传席:可以用“很差”两个字来评价,甚至应该说是一败涂地、全军覆没。早一点还有李可染、傅抱石、徐悲鸿等名家,现在却是挑不出一两个代表性画家。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画家文化的缺失。没有文化功底,画画的基本功再好,作品格调也上不去。因此,对中国当代书画的前途,我个人比较悲观,如果美术教育不改革,难以出大家。唐诗为什么那么昌盛?就是科举考试要考写诗,于是形成了社会风气。现在美术学院招生,只看素描、色彩水平,不考传统文化,不考《经》、《史》、《子》、《集》,画家的文化修养能好到哪儿去?画画不过是沦为高考的终南捷径。虽然现在很多美术院校中有所谓传统文化教育,但那都是走过场。
一方面,画家的素质不行,另一方面,当代的书画热却可谓空前绝后,人人都想当书法家、画家,对此,我很担忧。像我认识的一位功力很深的医生,他还在主持国家项目,却拼命要调到画院工作,他说当医生很辛苦,而到画院上班,每日优哉游哉,出去游山玩水也是工作,钱也多,为什么还要当医生呢?画画变成了贪图安逸的终南捷径,能行吗?
我始终认为,书画是小道,不该孜孜以此为专业,更不该全民都想以此为专业。儒家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首先“志于道”,再据德于仁,艺术才能有所成就。如果没有大见识、大胸襟,每天写写画画,永远只能在小道上转悠。像毛泽东、鲁迅、于右任,他们的字多好,他们哪位又是专业书法家?可见,书画是意识形态,没有文化底蕴和社会阅历等大道为支撑,永远做不好。
简介
陈传席,江苏徐州人,1950年生于山东诸城,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等职。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艺术史、艺术批评、文学史、人文史等,近年来更着力于佛教艺术研究,主持国家重点项目佛教艺术遗产调查。出版专著《六朝画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等53部著作。绘画作品被收入《中国绘画年鉴》,曾在俄罗斯、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举办个人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