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厅堂为什么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画

　　习近平主席发表完4分钟的新年贺词，书籍、照片、电话、书桌都成为热词。而对于我们“艺术生活”，一个问题蹿了出来：为什么习主席的办公室墙上，要挂上那幅气势磅礴的“长城图”，而不是别的什么：比如当代艺术，油画，人物肖像，或者《呐喊》《八骏图》之类的名画？

　　是的，我们又迎来了2014年新的一期“艺术为什么”。这次，终于回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党和国家领导人背后的这些画作吧。

　　题材

　　长城、山川、迎客松及其他

　　《东方早报》旗下的微信公众帐号《饭局阅读》为新年曝光的“长城图”做了一个专题。署名“艺评”的文章引用一位知名艺术馆负责人的话说，这幅画就题材而言，放置于国家主席身后的画作，描绘长城是十分恰当的。《南都周刊》引用韩国《中央日报》的解读称，习近平背后放着中国国旗五星红旗，办公室墙上挂着万里长城，具有强盛中国的意味。

　　《饭局阅读》称，有艺术界人士猜测此画可能是中央美院教授许仁龙所绘，他曾在2002年为人民大会堂创作过巨幅中国画《万里长城》。

　　许仁龙曾自述：“对‘长城’题材的深入理解……我用了三个字来概括长城的特点，即：长、险、势。另外，作为国家大厅中的巨幅壁画，又要赋予它新的含义，它象征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的中国所焕发出的活力、自信的精神风貌。所以，我在画面的构图尽量体现饱满的张力和雄强的气势，色彩上做到金碧辉煌。”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除了长城，也有画黄河的。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悬挂的就是画家王西京的《黄河，母亲河》。《中国周刊》评价说，以母亲河为主题的作品，需要用写实的方法，真实地呈现其形貌中反映其内在的力和神韵。

　　也有不那么具象的山水画，就是说，你很难一眼看出，画家究竟画的是何处风景。

　　《幽燕金秋图》是《新闻联播》中出镜率颇高的画作。每逢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他们身后就是这幅《幽燕金秋图》。这幅画大致描绘由北戴河老龙头到居庸关一带的秋景。《石家庄日报》解读说，《幽燕金秋图》“磅礴万物，挥斥八极，上逼云霄……表现了雄强博大的民族魂，激越亢奋的时代情。”

　　其实，在中国画的题材里，花鸟也是首选。

　　《中国新闻周刊》提到，画家崔如琢2011年接到人民大会堂的创作邀请，当时崔如琢提出画荷。他说，“荷”，象征“和”，有“和谐”之意。荷叶的风，谐音“逢”，意味“和谐逢盛世”。最终，这张巨幅国画被命名为《荷风盛世》。

　　松鹤也是被喜爱的有寓意的题材。根据《壹读》的报道，江泽民办公室以前悬挂的是由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爱新觉罗·博佐早年绘出的《松鹤图》。《松鹤图》的画面尺幅较小，且开始泛旧。后来由工笔画家喻继高创作了一幅4米×1.46米的《松鹤长春图》，以取代老画，但题材仍是松鹤。

　　可是在普通人心里，关于人民大会堂的画，人们能够第一时间想起来的，恐怕还是迎客松。画家陈可之就说，在他印象中，“那时候就是以为只有迎客松嘛”———人民大会堂正门悬挂的就是国画《迎客松》，为大师刘晖的代表作。

　　陈可之自己的作品是人民大会堂悬挂的首幅油画。《中国新闻周刊》披露，重庆直辖后，人民大会堂开辟重庆厅，当时陈可之画了三幅稿，一幅《几度夕阳红》，一幅《月是三峡明》，最后被选中的是《三峡晨曲》。画面中，晨曦在远方升起，照耀着打开的夔门。陈可之认为，正是因为画中有明亮的向往，才被选为最终方案。“总要往光明的地方看。”陈可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规格 巨大的尺寸下，创作搬运都有故事

　　不管画的是山水还是花鸟，绝大部分作品都有一个明显特征：尺寸巨大。所以，创作、搬运、保存都有故事。

　　2012年初，崔如琢的《荷风盛世》被正式悬挂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回廊北侧的墙壁上。八张丈二匹的画拼接而成，装裱完成之后，长二十米，宽度到达三米多，画面总面积比其背面墙壁上的《江山如此多娇》还要大。背面的《江山如此多娇》尺寸为高7米，宽10米，由傅抱石和关山月联袂，花了四个月才完成创作。由于画幅太长，拉画的汽车装不下，只好找了十多个人扛着走到大会堂去。粘贴时，搭了三层架子，光是刷糨子就用了5个人。而曾经在很多年当中都是人民大会堂尺寸最大画作的《幽燕金秋图》长16米，宽3米。

　　《中国周刊》告诉我们，对布置公共厅堂的大幅画来说，作品要与建筑环境的空间、结构形体、色彩协调一致。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许多画作都是依据墙面量身定做，不仅仅是尺寸，在布局、构图、色彩等方面，也需要服从建筑环境整体的需要。《壹读》介绍，擅长巨幅画作的画家，被中南海青睐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在人们的想象中，工笔画家一般很少创作“巨幅”画作。但1998年秋天，工笔画家喻继高却接到任务，为中南海接待大厅创作一幅工笔花鸟画，尺寸达到8.25米×2.8米。喻继高最后耗时100余天才创作完毕巨幅的《苍松瑞鹤沐朝晖》。这幅作品被送到北京荣宝斋后，又经过近一个月才装裱结束。一共裱了五层，三层宣纸，一层绢，一层布，重达几十公斤。

　　陈可之的油画《三峡晨曲》画了一个多月，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画完后作品要运到北京去，重庆市领导很重视，问陈可之有什么要求。陈回答：“不能卷，不能折，运到北京以后我一定要看。”后来重庆专门找了一辆加长的车，把这幅长5.7米，宽1.5米的《三峡晨曲》不卷不折地运到了北京。

　　有的时候，为了某个领导人出席的大型活动，赶工的情况也有。一位年轻的油画家透露，某次为了迎接一位中央首长出席某大型会议，需要在主会议厅悬挂大型画作。时间非常紧急，画家没有时间采风和写生，为了赶工期，他直接到会议室现场作画，三幅尺寸为3米×1.5米的油画，花了三天两夜(正常创作时间至少需要半个月)，之后，武警进驻清场，进入会议开幕倒计时。直到那时，挂上墙的油画还没干透，不能触摸。

　　这些巨大的画作，当然也需要保养和修复。陈可之现在每隔几年就要去一趟人民大会堂，为他自己那幅《三峡晨曲》上油、上色。人民大会堂的另一棵迎客松，贵宾接待厅内的铁画“迎客松”，由铁画大师储炎庆在1959～1960年完成。后来，铁画开始变形和断裂，大会堂管理处请来了储的女儿储金霞进行修复。储金霞自己也是一位铁画艺术家。

　　要求 画好、创意好；懂政治、讲政治

　　到底都有谁有资格为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这类地方作画？

　　最有名的当然是张大千，他的《荷花图》1949年挂在了中南海丰泽园的毛泽东居所。此外，齐白石的《子孙万代》，刘海粟的《黄山狮子林》也算鼎鼎大名。1959年傅抱石和关山月专程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陈毅、郭沫若、吴晗都亲自参观，周恩来还专门为两位备上茅台。

　　而更多的名字，却不为普通人所熟知，或者说，不是那么热门。

　　《壹读》认为，大多数进入中南海作画的缘起，是逢七一、十一节庆，中南海有关部门需更替一些场所的画作；而他们得以能到中南海挥毫的缘分，则在于通过了一套成形的评估机制。

　　上海画家周成曾为中南海怀仁堂作画。周成透露，怀仁堂选国画前，中央有关部门为杜绝人情关系，派人出京在各地筛查人选。后经地方文艺界的老领导推荐，先评估周成的作品画册，再回京查询他的个人资料，最终确定邀请他赴中南海作画。

　　创作《幽燕金秋图》的侯德昌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老师。在《幽燕金秋图》之前，就曾与领导人有过渊源———1976年，他为毛主席纪念堂书写“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17个金色大字。《幽燕金秋图》受到广泛赞誉，以后“几乎每年都会接到为国家重要场所绘制巨幅山水画和书写大幅书法作品的任务”，仅人民大会堂就有6幅他的作品。

　　在创作《幽燕金秋图》的时候需要帮手，侯德昌叫上了自己的两个学生，耿安辉和窦宪敏。后来，耿安辉单独为东大厅休息厅创作《大河长歌》，为中南海创作《山高水长》。

　　悬挂和收藏是两回事。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大会堂共收藏了一千多件艺术作品，也包括一些基层画家。比如，2007年，刘国辰的《果实累累》被收藏，他是河南一位退休的文化馆干部。2009年，名维松的《报春图》被收藏，他是来自江苏的农民画家。中南海红墙内的收藏也不少。根据《壹读》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至少有500名画家曾为中南海作画，后经中央办公厅主管的出版单位结集成册，以《中南海珍藏画集》示人。

　　红墙画作的价值很难用金钱来量化。《壹读》引用画家喻继高的话说，“没有拿钱的道理”。一般情况下，作者会收到一份由相关部门发出的收藏证书，除此之外，并无他物。

　　也有一种人，可以算是专门给“领导人背后”画画的。曾为中南海创作《锦绣江山听涛声》的画家吴进良，自1986年开始在外交部工作。他的作品不仅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钓鱼台等悬挂和收藏，还有上百幅作品作为“国礼”送出。

　　《壹读》认为，“懂政治”是红墙画家的显著特质。它提到的这位懂政治的画家，就是吴进良。2005年吴进良曾为连战作画。吴想到将紫藤画成龙的形状，又画出两只大公鸡，9只小鸡，其中一只小鸡离鸡群稍远。吴进良解释说，这只孤单的小鸡代表宝岛台湾，总有一天它要回归鸡群，九九归一。9个小时后，一幅充满政治寓意的《合家欢·大吉大利》跃然纸上。共青团中央主管的《中华儿女》杂志报道说，相关领导在看过画作后，曾称赞“画好、创意好；懂政治、讲政治”。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综合《壹读》《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周刊》《饭局阅读》等

　　(原标题：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国家厅堂”为什么都挂这些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