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大夫与碑帖收藏

图为北魏《马鸣寺碑》旧拓局部 图为东汉《李孟初神祠碑》旧拓整纸

　　杭州 任晓炜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境界。书法不仅是通过科举制度踏入士大夫阶层的一门技能，而且是修身养性、聊慰雅怀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至晚清时期，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缘督庐日记》中，叶昌炽与潘祖荫、汪鸣銮(1839～1907年)的交往可窥所谓上层绅士即士大夫阶层喜好碑刻拓本之一斑，这一阶层对书法起到了引导作用。

　　汪鸣銮字柳门，号郋(xí)亭。钱塘(今杭州)人。同治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督陕西、甘肃、江西、山东、广东学政，光绪二十年(1894年)任吏部右侍郎。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日人坚索台湾、澎湖。他力陈海疆重地不可弃。时光绪亲政，数召朝臣，其奏对尤切直，且反对后党掣肘，主张巩固帝位，被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永不续用。既罢归，主讲杭州诂经精舍、敷文书院。时有张鸣珂评之曰：

　　公深于《说文》之学，能篆书。任山东学政，疏请许叔重从祀两庑，报可官司。成日用佳墨罗纹纸精拓《石鼓》饷人者以为瑰宝。初未知其能画也。尚书钱子密丈出其尊人警石先生《冷斋勘书图》，命题公补图一幅，秀韵天成，超然尘埃之表，洵名笔也。

　　叶昌炽《黎云仙馆日记》“同治戊辰年(1868年)”条记，其时汪鸣銮任散馆授知县。其与叶昌炽金石交往以光绪三年四月十九日“柳门送石鼓拓本”为始，其后书信往来。此时汪鸣銮父忧归籍杭州，在家守制服丧。

　　光绪十年汪鸣銮在山东学政任上曾寄赠叶昌炽拓本，叶氏记载：

　　得柳门学使书。寄赠《武氏祠堂画像》拓本，曲阜汉魏六朝石刻拓本，皆其亲督工人选纸精拓。又附到惕身书，寄赠《琅玡刻石》一种、唐《鸳鸯碑》一种，即《泰山老君庙题名碑》也……又云新得旧籍多种，以嘉靖本《嘉祐集》为最，并寄篆书《说文部首》一册，仿石鼓文，颇有进境。此子天分绝人，余所见蒯礼卿外殆无其匹，今更能潜心朴学，真不可量也。

　　在山东学政汪鸣銮幕府，江标担任金石采集等工作。其间行迹，具其《笘日记》。《笘日记》始于光绪甲申(1884年)四月二十二日，止于七月二十五日，内容多涉汪府所见书画、所录公文、所访碑帖，以及一些幕府事宜。

　　江标致叶昌炽札谈到汪鸣銮好金石，有阮元(1764～1849年)遗风：

　　郋亭先生拟招精于金石者来署，仿文达积古斋故事。如尹生彭寿，诸城人，著有《诸城金石志》，工于篆，家藏有西汉《朱博颂》残石及六朝造像；丁生培基，潍人，曾有《校益都金石志》已刊。皆好古之士，拟罗致也。

　　阮元、汪鸣銮都曾任山东学政，收藏碑刻拓本尤为便利，这表明碑版藏弆(jǔ)与收藏者的任职地点有关。

　　江标作为汪鸣銮幕府成员，其金石学知识得诸叶昌炽，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请教叶昌炽金石知识的情形：

　　标到东后，立志不收隋以后碑拓本。此间新出土也颇多，已另留一份，归时可呈览也。孔庙各碑不能自拓，须于明年试兖州时留之，于衍圣公或可得也。若非精拓之本，则遍地皆是，固不足供一笑也。天气严寒，车骑颇惯，日前过潍坊县知陈寿卿学士所藏铜印之前计古陶总得六千余件，见瓦秦诏量，字画如写。估人以陶器务实，余件求售，每总俱有大篆，索价二金，一事未能买也。见三代古玺，大者径寸，小者仅二分，篆法奇古，价贵不得，徒饱眼福而已。郋亭有重刻《山左金石志》之议拟，在吴中刊之，明年或欲属校也。

　　谕中又以帖亦须兼习。夫子诱掖之心，标已铭诸心版，敢有遗忘。承代留丛书，感激直至。经幢、题名，山左尚有，恐已有所得，兹先抄一目呈。目颇多虽抄，因此等物时有时无故也，容后再寄览。如有所需，即按图知之，当可觅致也。回省之后，偶游书肆，略有所得，大约皆寻常之本，惟得《唐李翰林太白诗》二十六卷。

　　江标在访得碑刻拓本后，通常赠与叶昌炽。如《大明湖汇泉寺经幢》《岱岳题名碑》之侧、《赵州景祜幢》等，但不及汪鸣銮任职广州学政期间收藏的拓本品种和数量。

　　光绪十二年十月三日叶昌炽与管礼耕起程赴粤，十二月初三日抵广州。他们同在广州学政担任幕僚。叶昌炽时年38岁，接连三次京试，加之母亲去世，债台高筑，被迫变卖书籍十余种以维持生计。管礼耕即同叶昌炽修府志、同读正谊书院的密友，二人在幕府分担批阅试卷、整理文稿等工作。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专辟一章谈论幕僚收入：“幕僚的收入总体上来说尚不能和官员相比，但普遍要高于提供其他服务的绅士。各种不同职责的幕僚收入因聘用他们官员的职务以及他们自身所发挥的作用而有所不同……封疆大吏的幕僚能获得高得多的收入。叶昌炽，一位巡抚的幕僚，年收入为1000两银子。”张仲礼还认为，在幕府负责文书工作是幕僚工作中收入较低的，刑名和钱谷两项工作最为重要，获酬也高。而作为封疆大吏如总督或巡抚的幕僚，通常都是属于上层绅士的文人。同为上层绅士的叶昌炽，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收藏碑拓的开支：

　　午后与建霞同出闲步。先至双门底在骨董铺购古镜一枚，其之非篆非□疑是辽金人国书。又至毕宁里书肆，见《粤东金石略》及叶东卿刻王复斋《钟鼎款识》，许以二金尚不售。

　　出归德门……在途购古钱十枚，又经幢八幅……是刻笔法娟秀，似智永师书。

　　至濠畔街阅肆……余购得覃谿书《金刚般若经》一部，共三十四叶，价十二金。

　　当时大米平均零售价是每百斤1.5到2两银子。若按张仲礼估算叶昌炽年收入为1000两银子的话，叶昌炽购买碑刻拓本的费用远远大于他的收入，其中还不包括购买书籍的费用。此可为幕府成员在碑刻拓本方面的消费情况之一例。

　　关于汪鸣銮藏拓，叶昌炽在日记中多处提及：

　　郋亭出示《马鸣寺碑》(图1)及《刘文清小楷》二册。

　　夜，郋亭出示愙斋金器拓本，璮蜡之精，无与伦比，三代至魏晋，不下三百种。惜挑灯匆促，不能停视。

　　所录拓本收藏大多与吴大澂(1835～1902年)有联系。因此，我认为汪鸣銮的碑刻拓本藏品由吴大澂打理，并定夺汪氏的收藏倾向。光绪十三年，时值吴大澂任职广州巡抚，加之吴大澂是汪鸣銮的妹夫，这使叶昌炽得以遍观吴大澂(清卿)的金石拓本藏品。叶氏日记载：

　　谒清卿中丞。清丈遍示所藏彝器，内外签押房，罗列几满。又出示在秦中所得石墨，以西夏《国方碑》、唐《杨智积墓志铭》见赠。又赠《唐裴歌墓志》《文安县主墓志铭》《比丘尼法灯法师墓志铭》《松江县令汤府君妻汤氏墓志铭》《范阳县令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刘氏幼子阿返墓志铭》，皆中丞藏石，亦有秦中携归者也。中丞将续辑《关中金石记》，属余任编撰之役。

　　吴大澂赠与叶昌炽拓本数种，作为编《关中金石志》期间酬劳。叶氏尝记：

　　中丞送来拓本二十四种，以《于孝显碑》《隆阐法师碑》《元思云景嘉造像记》见赠。

　　中丞送来拓本三十种。见赠唐宋碑五通。

　　纵观汉碑十件通，皆吴伯瑜物……据云，皆宋拓，桂未谷旧藏，皆有手跋。“鲁府图书”及“敬德堂印”，当是明藩也。《史晨前后碑》《百名卒史碑》最精，《鲁峻》《韩仁》次。云若《沈府群神道》，则直是百年内物耳。

　　中丞出示宋拓薛尚功《钟鼎彞器款识》册，沈韵初旧物也，有覃溪跋。又何伯瑜旧拓汉碑十余通，以武梁祠画像为最精，其题唐拓，则以竹垞之故，知未必然也。次《天玺纪功碑》《李孟初神祠记》(图2)《谷朗碑》，皆胜于今拓本……各碑多有桂未谷跋及洗稚存、武虚谷诸人题审，其字馈不尽可信。

　　为编辑《关中金石志》，吴大澂出示的碑刻拓本有汉碑、造像、墓志、刻经、经幢等。后吴大澂又嘱编《闽中金石》。

　　吴大澂富收藏，有记载如：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至抚署中丞。见示新得一簠、一敦、一鼎、一爵、一敦盖，又旧藏玉敦卢理，精莹制作精妙通体，无丝毫破损，真奇物也。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抚署中丞。案牍之旁罗列者皆古瓷也。中丞指示此哥、此官、此汝、此定，有出二杯曰：此柴窑也。未学官见不敢知，唯唯而已。

　　吴大澂如此众多的藏品，由《愙斋金石砖瓦录》《愙斋手书金石目录》《愙斋藏器目》《愙斋集古录》著录可知。

　　由叶昌炽日记可知，汪鸣銮藏拓本多为石鼓、武氏祠堂画像及曲阜汉魏六朝石刻，而江标所藏以经幢、题名、造像为主，吴大澂则以彝器为胜。从他们的身份来看，汪鸣銮乃同治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并历督陕、甘、江西、山东、广东学政；江标，光绪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授湖南学政；吴大澂历任编修，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员，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左都御史，广东、湖南巡抚等。都是张仲礼所指的上层绅士，即士大夫阶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就言及收藏与政治的影响。康有为避谈国事，转入金石研究，以提倡新的碑刻书法来宣扬新思潮。吴大澂、汪鸣銮、江标同样处在改革思潮风起云涌的广州，也是提倡改革者。1894年，吴大澂疏请与日本作战，力陈边疆重防，被慈禧革职。江标力求富强实学，与谭嗣同、唐才常友善，资助时务学堂、南学会，参加维新运动，尚未就职，新政失败，革职永不叙用后，回湖南老家付梓刻书。他们作为晚清的官员，在政局动荡中仕途难免坎坷，乃至传统的士大夫日常生活都受到不可逆料的政治影响。清季金石收藏延续乾嘉金石学的风格，同时也受到“经世致用”的学术之风影响。

　　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认为，19世纪末的改革变法家龚自珍对康有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文化生活的复杂性是与错综复杂的思潮融为一体的，政治因素的注重成了当时整个中国思想的特征”。在学术领域，“经世致用”表现为公羊学激进派，认为真正的经典传统具有改革和进化的特征。吴大澂临写的《毛公鼎》《石鼓》，以及《缘督庐日记》所载吴氏家藏，均融入吴的书法中，笔笔精到，如铸金范蜡。同时，他的书法研究又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颇具微言大义。叶昌炽对此所论极是：

　　南夷铜鼓皆无字，交趾铜柱有二。《水经注》引《林邑记》云：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马援植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铭之曰：铜柱折，交趾灭。是汉柱尝有刻字矣……曩(nǎng)吴愙斋中丞与俄人定界，立铜柱于宁古塔，以拓本征题。时方有法越之役，余以访求汉唐遗迹讽之。虽托趾寓言，苟有好古之士，要未尝不可物色。

　　《中俄边界铜柱铭》和《吉林勘界记》是吴大澂光绪十一年(1885年)与沙俄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前记录的边疆地理资料。学术中的“经世致用”，收藏领域中经典传统的变革和进化，显示出政治在其中的影响。

　　责编 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