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苏富比关于《功甫帖》的回应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近几期对于《功甫帖》争论的各种不同学术意见都给予了呈现。苏富比前不久在公开回应中力图证明其上翁跋确是翁方纲真迹。但本文作者认为，翁享年八十五，作为金石学家、书法家，五十七岁正值黄金岁月，他此时的书法较前几年竟然显得稚弱，如何令人信服此跋是翁之真迹。若“翁方纲”印为伪，则翁跋之非真更无疑义。

①《功甫帖》墨迹本上翁方纲的三段题跋中左上方的跋 ②《功甫帖》墨迹本上翁方纲的三段题跋中的“右面七行长跋” ③苏富比报告中所引用的“项元汴‘项叔子’印比较”(左出自《功甫帖》墨迹本，右出自《印鉴》)

 

　　④苏富比报告中所引用的“项元汴‘檇李项氏士家宝玩’印比较”(左出自《功甫帖》墨迹本，右出自《印鉴》 　　⑤苏富比报告中所引用的“安岐朱文‘安仪周家珍藏’印比较”(左出自《功甫帖》墨迹本，右出自《印鉴》) ⑥苏富比报告中所引用的“白文‘翁方纲’印比较”(左出自《功甫帖》墨迹本，右出自《印鉴》)

　　曹大民

　　苏富比拍卖行1月13日发表了《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看了此文和所附的图版，发现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商讨，为求事实之真相，不揣浅陋，将一孔之见提供如下。

　　此件《功甫帖》形式为立轴，包含四部分内容，右上为《功甫帖》墨迹，右下为《功甫帖》油笺纸钩摹本(因上有“覃谿”印，亦称翁方纲钩摹本)，左上为翁方纲三段题跋，左下为近人许汉卿题跋。

　　明代大鉴藏家项元汴并没有在《功甫帖》墨迹上钤印，而在别纸上钤有项氏的鉴藏印三方：“子京”、“项叔子”、“檇李项氏士家宝玩”。翁方纲在三方印周围题跋，这样项元汴才与此件《功甫帖》发生了关系，以此证明《功甫帖》经过了项氏鉴藏。有人提出此件如确实经项氏鉴藏，项没有在藏品本体上钤印则不合其惯常所为。这一点确实启人疑窦。

　　欲解此疑，首先分析翁方纲的题跋。右面七行长跋小行楷，字体最为稚嫩。左上之翁诗书风融入碑意，多方笔，字体带横势，与翁书纵长之势不合，笔致既相异，而大小错落又过于悬殊，不够自然。其中特别差的字可拈出者为：“在”(第一行)、“气”(第五行)、“竟”(第九行)、“气”(第十二行)。左下方四行行楷短跋，与翁书相对较为接近，但失之于板滞，字与字之脉络不畅，故章法亦松散，其线质之稚嫩则同于右七行跋。

　　翁跋图版小而模糊，唯右七行长跋另作图版，略为清晰，稍加详析之。

　　苏富比之回应，将翁长跋与他在《大观太清楼》宋拓本第六卷中的两段跋合为一图作为比较，以求证明《功甫帖》立轴上的翁跋确是翁方纲真迹。但事实恐非如此。

　　翁方纲1733年生，1818年卒。《大观太清楼》翁跋中有云“癸卯元夕方纲识”、“丙午春二月廿五日题三诗”，癸卯(1783)翁年五十，丙午(1786)翁年五十三。由《大观太清楼》翁跋可以得见翁氏书风已然形成，老健稳重，文人书卷气息十分浓烈。《功甫帖》翁七行长跋落款为“时乾隆五十五年秋九月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纲书于宝苏室”，翁时年五十七。此跋结构欠稳，笔致稚弱，行气不贯，章法比较松散，当然更谈不上书卷气了。两者相对照，诚如书家学者章汝奭先生所言是“着眼立辨”的。

　　具体来分析《功甫帖》中此跋，前紧后松，章法与翁通常写法相异，显得行距太松，字距则间有无端的空隙出现。如第一行“岁月”，第四行“郎正”，第五行“访使”、“宁四”，第六行“正是”、“今信”，第七行“二日”，这些空隙大都与文义之停顿无涉，阅读时产生阻隔不畅之感，造成章法松垮，与翁书之紧凑浑成异趣。翁书字形偏长，悬针竖喜拉长，有时微微偏向左下。此跋在这些特征上表现过火，如“郭”、“郎”等字。字形偏扁而与翁氏书风不类之例则有“岁”、“承”(第一行)、“归”(第三行)、“先”(第五行)、“坡”(第六行)。至于结构不当字形拙劣者不赘。

　　翁享年八十五，作为金石学家、书法家的翁方纲，五十七岁正值黄金岁月，他此时的书法较前几年竟然显得稚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如何令人信服此跋是翁老先生的真迹呢？下文涉及“翁方纲”伪印，则翁跋之非真更无疑义。

　　关于几方明显有疑问的印章。

　　需要说明的是苏富比方面将上海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的印作为标准器予以比对，笔者所据图版均为苏富比回应文中所载。(以免产生枝节，不对《印鉴》标准器作辨析。)

　　一、项元汴的“项叔子”、“檇李项氏士家宝玩”。另一方“子京”印残泐不清，不作辨析。

　　白文印“项叔子”，《功甫帖》中白文线道粗，时间在前，《印鉴》中线道细，时间在后，但据两者近边框的红印痕来看，颇为反常。更为明显的是，“叔”字左下部“小”的右点，《印鉴》中为直竖，《功甫帖》中几成斜撇。

　　朱文缪篆“檇李项氏士家宝玩”的上边框线，《功甫帖》此印的右面接近转角处呈向下斜势，《印鉴》中此边框线挺而直。又，“檇”右下角的一竖，《功甫帖》中由上至下略斜向外框，《印鉴》中此小竖则略向内斜。两处差异当非蘸印泥之厚薄或钤印时手法不同所能形成。

　　二、安岐朱文“安仪周家珍藏”印。右下“周”字右面一竖，《功甫帖》此竖弧度甚微，几成直线，《印鉴》中此竖有明显弧度，苏富比文中图版还附有黄庭坚《花气熏人帖》同印，弧度同《印鉴》印。又，左右移位对比和上下移位对比之图，显示两印左右边框重合，而上下边框并不重合，《印鉴》中此印略大(甚为细微)，两印显然不是同一印。

　　三、白文“翁方纲”印。最主要差异为：“纲”字右下“山”，《功甫帖》中三竖基本垂直，《印鉴》中三竖由右上向左下倾斜，并非同一印。

　　其他有疑问之印不赘。

　　上述疑点如若成立的话，此《功甫帖》墨迹本的收藏鉴定者从项元汴——安岐——翁方纲之环节便存在问题，“流传有绪”就难以成立。安岐《墨缘汇观》中著录的《功甫帖》是否即是此件，便也很值得推究了。

　　张葱玉、徐邦达两位前辈，的确是有眼光有经验，他们的意见值得我们尊重，但不能盲从。而此次《功甫帖》事件中一些讨论者却存在误区——迷信权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目鉴不要耳鉴，还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为好。■

　　(作者系书法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