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主张绘画应“哲而思,思而变”,请谈谈你的国画哲思。
答:画家最理想的说话方式,是用作品来表达。但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所以在现实中,画家本人不得不经常出来讲话。一个成功的国画家,追求艺术之道的过程,一般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知,爱,悟。
我学中国画已经半个世纪,尽管不能说是全知、真知,但知与爱的阶段毕竟已经过去了。悟道确实不容易。国画之道(“艺道”),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易道”有事理相通之处。“易”有三重含义:简易,变易,不易。
宇宙、人生、内心何其复杂?画家以艺术手法观照表现三者,只能是执简驭繁,只能是从简易中下工夫,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因之,中国画常用黑与白二元素来表现宇宙之阴阳消息。是所谓简易。
宇宙、人生、内心变动不居。画家置身开放、多元,科学昌明,全球一体的时代,一定要视野宽广,博采众长。笔墨当随时代。墨守平面、线条等古法,已经很难传写大千世界,变法是势所必至。是所谓变易。
但无论怎么变化,中国画的基本元素、精髓不能丢。是所谓不易。至于什么是中国画的精髓,则见仁见智。我个人认为,中国画不能不讲究笔墨。石涛说,“墨黑丛中天地宽”。
问:评判中国画的传统技法、艺术取向,对中国画的前途充满忧思的人有不少名人,有人说“笔墨等于零”,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答:每当有人说“笔墨等于零”,我就会呐喊“墨旗不倒”。一些一味标新立异的人经常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画不是地域概念,也不是人种概念,更不是工具概念。中国画承载了文化传统,有着独特的华夏艺术趣味和取向。
认识中国画的精髓,认清中国画的发展趋势,只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评判一种艺术观点,要“是其是,非其非”,没有必要看来头。在知识和艺术殿堂里,人们要养成追求“道”的习惯,而不是简单的“术”,不要屈从权威。其实,吴冠中先生的原话是:“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这句话是有其价值的。一些鄙视中国画的人把吴冠中先生的话苟简为“笔墨等于零”,并不符合其本意。从吴冠中先生的原作看,他的中国画尽管创新多于述古,但其中也有笔墨。至于刘国松先生提出“打倒中锋”,我认为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但中锋、偏锋、侧锋、顺锋、逆锋,各有所用,不必偏废。
中国画已经有千年传统,一脉相传,代有才人。作为中国画的传人,我们不应该没有文化自信。中国画危机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市场,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有文化自觉。
问:作为一般国画爱好者,应该如何看待对中国画的各种评说?中国画有哪些独特的技法与韵味?
答:国画家要提升自己的文化自觉,不能闭目塞听。要兼听,扩大视野;也要会听,不能迷失自我。我自己的方法是,要分类对待各种评论,一般可分为三种:一是来自中国画界自体的评价,是为自评;二是来自西画界客体的评价,是为客评;三是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评价,是为邻评。每一门类的评价者,在其本行内又可分为:行家,入门,初学。仔细分类后,你会发现:此行的行家很少对另一艺术门类进行劣评的。比如,毕加索就曾高度评价中国画。众所周知,徐悲鸿先生对西画的钻研也很深邃。艺术、学问做到高处,往往互知堂奥,惺惺相惜,美美与共。初学者常常怨本门,因为无论哪一门类艺术,升堂入室都不容易,未知其美,先受其苦。而入门者往往容易轻视其他门类。美其美,而不知人之美。
当然,英雄也有“欺世”的时候。有些国画大师说话亦庄亦谐,有时要听其话外音。李可染先生曾说:“余学国画,既未从四王入手,更未宗法文沈,兴来胡涂乱抹……”实际上,先生少时拜师至少学了五年“四王”,他在上海毕业创作画上就是用“四王”的画法。何曾胡涂乱抹?
中国画的独特性是与西洋画相比较而言的。西方讲抽象,其实中国画早就是意象的。中国画在品质上与外国艺术品相比毫不逊色。中国的艺术一定会赢得世人的认同,关键是中国画家要拿出震撼人心的作品,要用作品说话,方可名实相应。
中国画的黑白,就是中国哲学的阴阳,而阴阳的哲学核心是变化互动,这种变化互动通过毛笔得到了最好的表达,所以中国画不能不讲笔。中国画讲黑白,但我们的画面上其实只有黑,哪里有白?不像西画,它是专门有白色颜料。西画黑色就是黑色,白色就是白色。而中国画大不同,是在黑中表现白,简单说,就是黑就是白,白就是黑,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两者互生互动互为始终,这是我们古人对世界认识的高妙之处,而他们也找到了表达自己这种宇宙观最好的工具──毛笔,中国画中所有的白都来源于毛笔的变化,而非西画中的白色颜料。西画塑形是靠笔与笔之间的色彩光度凹凸关系来完成。所以,中国有一笔画,一笔下去,黑白、阴阳、浓淡、干湿、软硬、刚柔等,便都有了,而西画是没有的。这些都和中国的阴阳互动、刚柔并济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
问:谈到文化自觉,你认为,中国画有哪些不足?
答:传统中国文人画,多被视为生活之点缀,一种情趣,大都没有仔细体察表现对象的特点和内涵,因而画作苍白,不能摄人心魄。历代文人养尊处优者多,大多缺乏深刻的生活体验,缺乏艰辛的求艺磨砺。画山水的,屐痕所限,匆匆落笔;画花鸟的,略识毛羽,惊鸿一瞥,就一挥而就。虽得形似而神韵全无。画画,要有两个基本功:一个是技巧的基本功,一个是生活的基本功。
在用色方面,只考虑固有色,不考虑条件色,在用光方面,只考虑局部,不考虑整体,这是中国画的不足之处。
举例来说,古人“留白作云”就有不足之处。要画出云的质感、量感、空间感、流动感,仅靠“留白作云”远远不够。画云必须见“笔”,墨随笔行,色依墨态。不注重用笔则水墨漶漫,漶漫则无笔意、笔趣可言。即使“泼墨”“吹轻粉为云”“拓印肌理”得到一点“天理妙趣”,但由于缺乏丰富内涵的笔迹,仍然体现不出一定的“骨气”,因而落入下乘之中。正如张彦远所云:“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
问:你的山水画艺术探索中有哪些新领悟?
答:不敢说有开辟创新之功。但半个世纪的探索总还有些苦心孤诣。我和当年青海的同事们一道拓展了中国画的题材。在青海40余年的生活中,我充分领略了青藏高原的雪山、大岭、草原、长云、大漠和风尘。为了体味高原四季不同,我曾数次攀爬海拔5000多米的青藏山岳,近距离多角度反复感受它的气韵、雄伟和震慑力。按照“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古训,向大自然学习,摸透对象的特性和规律,然后再下笔,方能创作出感人的作品。我的青藏高原山水,意在体现苍茫、悲壮、空旷、博大、沉雄,表现充满高原原始生命的律动,我认为莽莽昆仑是民族之魂。我不愿在研究室里去制作,那样的作品想法挺多,形式上、色彩上、结构上也有变化,但不能跟生活贴近,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贴近生活、反映时代,这是美术逃不脱的一种义务。
我认为,中国画应与西画会通,而不是中国画变得像西画一样。学习和运用西画的某种元素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我尝试让墨厚重起来,在用笔中努力去表现光感,在构图上采取立体透视方法,等等。过去文人山水画的那种“平面纸山水”,可以成为历史了。
艺术本身是要讲个性的。不能眼睛只盯着西方,人家干什么,你也干什么,亦步亦趋。
问:你的“昆仑系列”不同他人,你追求的特质是什么?
答:我喜欢用流走跌宕的笔致将群峰组织出山舞银蛇般的节奏,我习惯用泼墨法营造云走霞飞的氛围。昆仑祁连,江流戈壁,造化的一切莫不因“青海长云”缭绕于画间而神秘含蓄,灵动幽远。我喜欢“暗”中求“明”,黑墨中求层次。黑即白也,白亦黑也。
我喜欢的境界,往往有些苍凉,也有几分悲壮;有些空旷,但更近乎博大。我以为,这就是青海山河的特点,青海山河的魂魄。 四十年来,我一直在参乾坤之化,悟笔墨之机。道通天地,何必分南北东西?我走遍了昆仑,从小积石山到阿尼玛卿山,从昆仑山到唐古拉山,每座山的风格都不一样,我要一一为其造像。
问:你怎么看待同行、其他艺术门类、批评家?
答:中国画历史悠久,有深厚的传统,这是财富,不是负担,不要鄙弃。在文化上抱虚无主义的态度,难成大器。有些人的创作实际上得益于中国画,但他们反而对中国画非难最多,这样的为学、求艺态度不诚,不诚无物。习画要从良师,有师承家法就不会走火入魔。我的体会,良师就是捷径、阶梯。当然,也不要有门户之见,要转益多师。圣人也无常师。尊师是道德的要求,是对人,不是对师法。但师父领进门,修行要靠自己,不能墨守成规师法。
中国画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虽然艺术之道是寂寞之道,但我很注意同行的艺术轨迹。他们都在辛勤耕耘,各有所得。我常赏读程十发、吴作人、关山月、李苦禅、李可染、石鲁、白庚延、杜滋龄、刘文西、何家英、贾又福等先进时贤的作品。我主张绘画要有自己的东西,不一定杂取百家,但眼界一定要宽。对批评家精心结撰的文章也要看,刘曦林、马鸿增、陈传席等先生的文章我常看,很有启发。
此外,对待新的探索要宽谅包容,嘉许成功,允许失败,不要跟着大家一起骂。宽容别人是对自己的救赎。任何真正的探索都有其意义。中国画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体系。我的体会是堂奥深而藩篱低。引车卖浆、硕学鸿儒、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释道外番都可以入其门墙,窥其堂奥。
融会中西、借鉴其他艺术门类说起来容易,但不要徒托空言。我曾经用心学过素描、水彩、水粉、版画,对油画也心追神遇;我在上海研习戏剧、舞台艺术历时一年,文学艺术则是毕生所好。博学多闻,不一定有直接的滋养,但至少不容易被人媚惑。
国画是我们本民族的艺术,下点工夫很值得。它会让你沉潜,不那么浮躁,更何况“烟云供养”,可得永年。当然,有了一定的进阶,自然就能为众生、为社会贡献,这是何其美丽的事业。中国人不会没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美感和美学表达,国画的前途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