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漂汪亚尘：身无分文留学东京美术学校

　　四十自述

　　□汪亚尘

　　自民国二年(1913)冬至民国四年(1915)春，一方面自己瞎画，一方面还要用擦笔画做范本去函授学生，那时连讲义都写不清楚，现在回忆，真是害人！

　　民国四年春，陈抱一由日本归来，讲日本人学洋画的方法，须用石膏模型为练习初步；另外又组织一个研究所，定名叫做“东方画会”，地点在西门宁康里。起初征集会员有二十余名，因为每月收纳研究费，石膏模型既少，研究的兴趣便提不起，学员渐渐减少，办了半年，便收旗鼓。同时我和始光在宁波路和四川路路口办过一个广告商店，定名“华达公司”，专给戏园及照相做背景，始光做经理，我充技师。生意颇不恶，但约摸一年光景，始光先去日本，我也无意于此，到民国五年(1916)夏，便顶给杨清磬去办。那时我有些觉得在国内莫名艺术所以地干下去，误己误人，两不相宜，便毅然赴日本研究艺术。到东京后，先入川端画会一年。到日本以后，第一个使我得到深刻印象的，就是看到日本人求学的态度，非常恳切，尤其是研究艺术者，都具有不惜探究的精神。未去日本以前，并不想久居，自从看到第七届文部省主办的帝国美术展览会，使我得到坚心求艺术一种深刻的暗示。当时我的经济，早和家庭脱离，经济的来源，虽渺不可得，但我愿意冒险久居日本。到民国六年(1917)春，投考东京美术学校。东京美校须五年毕业，明知五年间的经费一无把握，却耐心守着，考取以后，专心练习素描。未进东京美校以前，没有专心学习过根底画，但学画不从根基习起，绝不会有意外的收获；同时又须研究理论，画不是单靠手，还须用脑，这是我进东京美校后的觉悟！

　　不被降服于凡庸的心灵无时不在奋斗之中。我入学校以后，物质上虽然感得压迫，但是精神上反为愉快。所谓精神愉快者，我一面练习素描，一面画些浅薄趣味的青绿山水画。那时有一位日本人，自号“不良老人”的井土灵山，由他代为去卖，每幅可得十元至十五元日金，我到手也不过四五块钱一幅。记得民国五六年，东京的生活水平不高，有三十块钱，便可过一个月的生活，到没钱使用时候，不得不画几幅青绿山水。

　　到民国七年(1918)春天，沈泊尘随新闻记者考察团来游日本，从泊尘介绍相识廉南湖先生，南湖携古画甚多，尤其他收藏的一千零五十页明清两代名家的扇面真迹，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在神户开过扇面馆。到了夏天，他又在东京赁屋陈列扇面，我时常下午去那里，为他招待，一面倒使我有研究中国画的机会。过了半年，南湖的扇面，全部让给日本人收藏。得价共十万金，那时日金便宜，合来只国币七万左右，经手人还要拿两成。因为有这样一个关系，南湖先生又见我求学心切，为我间接弄到一些每月私人补助费，于是我便安心求学，把我五年间的留学问题便解决了。

　　民国九年(1920)，我归国一次，那时上海的报纸上有人投个消息称我“美术学士”，其实我是还没有毕业的学生，绘画的程度也浅薄，使我内心不安者有几天。我国人喜夸大，乱吹乱撞，于此可见！同年秋天，再去日本继续学业，十年(1921)归国，在上海美术学校充当教员。那时候研究洋画的人，较前增加，学校里教授方法，渐入正轨，但成绩的幼稚，还是与从前仿佛。其中经过了许多的内战，不但艺术不能上轨，就是各种教育事业也只见停滞。虽然在这种环境中，而我的研究却较什么时期都为努力，在学校方面担任实习功课之外，自身不息地研究技巧，同时在著述上也下过一番苦心。我因埋头的研究而为君立所同情，由艺术的同情而结成婚姻。十三年(1924)“双十节”，得双方家长的同意，在上海沧洲饭店结婚，当时我的父亲还带病来做主婚人。(读者王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