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何裕华
2月22日,“水墨的新世界”在广州红专厂艺术区香港当代美术馆开展。展览展出诗人艺术家赵红尘从2007年至2013年的阶段性代表性水墨作品9幅、一尊雕塑和一件装置,涉及艺术家从“画诗主义”到“次方水墨”的艺术实践。
展览作品横跨七个年头,其中包括赵红尘于2013年实验的“次方水墨”,赵红尘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次方水墨”是将多张宣纸重叠在一起,然后在最上面的一张上作画,让水载着墨彩层层渗透到下面的宣纸,自然晾干再层层揭开。通过自然和人工的“合作”,呈现特别的图像效果。
“格哈德·里希特创作的过程就并不复杂,他先把底色铺在画布上,再用刷子一刷就完成了”,赵红尘特别举了那位以3400万美元创下了在世艺术家最高拍卖纪录的德国抽象画家的例子。讲得兴起,他站了起来,手脚并用着比划起里希特画画的动作。
“所以说,艺术的过程不重要,呈现的效果最重要。”赵红尘补充道。
对 话
羊城晚报:近年来当代水墨成为热门,是这个背景促使你举办水墨展览的吗?
赵红尘:我一开始就是画水墨的,在香港、内地的首次展览都是水墨画。我很早提倡当代水墨,2011年就策划“水墨新生”的展览,但那时候反应很差,都没人看的。到了2012年底至2013年初,水墨才开始热起来。
我感觉,水墨的时代应该是刚刚开始。现在很多当代艺术家参与到水墨当中是件好事,因为水墨这种形式开始僵化,即便在广东有很多艺术机构代理水墨,但我个人评价不高。
一个艺术家要不断地往前走,而不是不断地重复。时代不断前进,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水墨怎么还可能回到古代的形式呢?用古代的形式画得过古人吗?
古人画山水花鸟是应该的,他们生活在山水中,那就是他们的生命。当代人在大都市的钢筋水泥里面,再画山水,再按照古人那种形式表现,那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必须要重新审视水墨,怎么有个性地与这个世界接轨,思考怎么重新表现出来,我想这是我们当代水墨艺术家要往这方面走的方向。
可能更多的人是注重技巧,看一幅画画得有多精细,多科学,比例多好,但在现当代艺术中,看的是有没有把艺术家的个性表现出来,有没有表现新的东西,有没有新的绘画语言。更多是看整体形象效果怎样。可能有几个败笔,我认为这不重要,就像一个人说错几句话都不是问题,但整体的效果不好那就不好。
羊城晚报:从艺术经历上看,你尝试了从水墨到油画,又从油画回到水墨,同时有很多不同的图式语言,却少有固定的符号。这是什么原因呢?
赵红尘:艺术是相通的,不存在画种、题材和大小之分。我画水墨一段时间后,感觉要表现时代、人性和社会时,水墨比较轻薄,还是有局限的,所以就向油画发展。
画油画后,我发现油画中很多东西可以返还给水墨,像吴冠中,首先是画油画的,1979年才开始画水墨,基本不画油画了,但他把油画的技巧带到水墨中,例如大色块、抽象形式。所以,共通相融的艺术其实没有边界。
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特征,也可以说是符号吧,像曾梵志的面具,张晓刚的大家庭,方力钧的光头那样。我感觉他们的方向都没错,问题是太滥了,张晓刚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画了400幅大家庭,我就感觉没必要了。滥了,就跟印刷限量版差不多。我不会往这个方向走。
很多批评家都跟我谈过,说想迅速走红还是要固定符号。其实,我也有固定符号,就是诗歌、诗意。我首先是个诗人,写诗到一定的程度,很难有突破,所以就想把诗画出来。所以自2007年开始画画,我就确立一个画诗主义。我每一幅作品都是一首诗,但不是用文字,是用色彩和线条。不管什么题材,包括雕塑,我都想体现诗意。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诗人出身的当代艺术家,你怎么看待以诗画的结合为特点的中国文人画传统在今天的讨论?
赵红尘:文人画前提是文人身份,像苏东坡、王维画的可以称为文人画。如果不是一个文人,就只能是画家的画,不能称为文人画。现在文人画当然越来越少,伪文人画、假文人画倒是很多。大家在这个名号下好像变一变形,就是文人画了。
文人画的特征是表现文化层面、文化思考的东西更多,技法的东西就不那么讲究了,这样就有点接近西方现代绘画。西方现当代绘画都没有很讲究技巧,都是非常即兴的,像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他画的毛泽东从技法上看也很一般,实际上也不是画的,是通过印刷后再用油彩上色。
所以这种技法,对现当代艺术来说倒不是十分重要,比较重要的是创新、个性,怎么形成自己独有的东西。艺术最终呈现的是综合素质,比如达·芬奇,绘画只是他的一部分,对其他领域的涉猎很深的,超过绘画。他拥有包括科学、军事还有医学各方面的知识,他的艺术实际上是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