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离不开技巧,缺乏基本的技巧,艺术家很难有所作为;但是,艺术家光有纯熟的技巧,没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也很难成气候。就当前中国画坛来说,人们对绘画的技艺比较重视,而对画家自身的生活经验与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对技巧的学习与训练也往往有偏颇的理解,以为一定要经过学院的正规训练才能出道,否则便认为是旁门斜道;殊不知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是通过自学而成材的,尤其在中国画领域,可以用拜师途径或用心对古人作品的临摹、揣摩或体悟,加之不断实践和练习,同样可以走出一条路来。如果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有文史方面的学养,在艺术创作上同样可以达到相当的高度。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表达了我每次阅读刘斯奋先生绘画作品时反复出现的直观感受。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观赏过刘斯奋的艺术作品,那时他还担任繁重的行政职务,在工作之余,从事书法与绘画创作。表面上看他这样做似乎在消遣自娱,以此减轻工作的压力,实际上他在通过书法与艺术在陶冶自己的情性,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更进一步说在探索人生的真谛。当然,这是他在投入文艺创作一段时间之后,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的追求。
了解刘斯奋的人都知道,他之所以如此迷醉于文艺,与他自幼受到的熏陶有关。他出生于在一个颇有文学渊源的家庭,父亲刘逸生是著名的报人、诗人和文艺评论家。少年时期刘斯奋博览群书,爱好诗文,勤于写作,显示出非凡的文学天赋。他同时热爱绘画,1962年中学毕业,欲投考广州美术学院,因该年学院绘画系停止招生,乃转而投考中山大学中文系。1967年以优异成绩结束学业后,在文艺理论硏究和写作方面,取得卓越成就。除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获全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外,还发表过多部文艺史论学术著作。
对刘斯奋来说,没有接受美术学院的教育也许是一憾事,但在艺术实践中他认识到,绘画的技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他幼年接触传统水墨画,对中国画的写意方法有所体会。1969年文革期间,25岁的他赴广东台山县烽火角农场围海造田,结识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郝嘉贤先生,师从他学习油画、水粉画一年,硏习西洋技法。刘斯奋从宣传画入手逐步走向自由体的人物画创作,画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他的人物画结合西画的写实法与中国画的写意法,在注意人物大致造型结构的同时,关注人物的神情,并适当运用变形、夸张,以求神韵和笔墨趣味。由于他有书法的功底,他对笔线与墨色的运用是相当得心应手的。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现实社会的各种人物与现象多有关注,并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加以捕捉,用生动的笔触将其呈现于画面,不乏幽默与诙谐。他笔下的山水、花鸟多出于自己的直接感受,画法不受传统程式的束缚与限制,相当随意与自由。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传统中国画经典作品是反复硏究过的,他懂得进入中国画之门的重要途径是“观”和“摹”。观是看,多多阅览;摹是临摹,临的方法有“实临”和“意临”两种。看来,因有敏锐观察和记忆、领会能力,他多用意临方法。他学习古人不局限于一家一派,而是注意广收博取,综合吸收。每当遇到技艺问题,他沉下心来认真阅读大师们的典范作品,与他们做心灵的沟通,在反复练习与实践中提高自己手头功夫。他还乐于与同行们交流,切磋技艺,虚心听取各种意见,从中吸收营养。由于他有长期的生活阅历和丰厚的学养,又有很高的艺术悟性,作品自然传达出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和流露出一种雅致的品格,受到画界和大众的赞赏。
有人评论说,刘斯奋的中国画创作是“新文人画”,这不无道理。他首先是现代文人,绘画是他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不过要说明一点,“新文人画”一词被一些人用得太滥,一些随意涂鸦的画,常常被冠上这个名称。我想说,刘斯奋是一位严肃的新文人画家。严肃,是指他的创作态度,作画时心境则相当轻松、舒展,技法、技巧也随之不拘一格。他的画如流畅的抒情诗,沁人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