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邦
此次浙江美术馆《敦煌艺术大展》,最吸引我的是一批敦煌临摹画。我前后看了两次。
一进大厅左侧,就是敦煌研究院新老艺术家临摹的壁画作品。入口第一幅是段文杰的《供养菩萨》,高175厘米,宽215厘米,临摹自莫高窟第329号窟,四位菩萨形象静穆端庄,雍容华贵,一派盛唐气象。右手则是摹自榆林窟第2窟的两幅《水月观音》像,分别由李承仙和史苇湘临摹,再现西夏时期秀美细腻的壁画特色。
进入里面,一幅幅壁画巨制更是应接不暇。李其琼、高尔泰合作临摹的《说法图》,呈梯形构造,高316厘米,宽752厘米,摹自莫高窟第465窟,展现了元代时期独有的藏密风情,恢弘沉郁。李振甫、万庚育的《五台山图局部》,高240厘米,宽374厘米,淡青绿设色,是一幅全景式的中古风情图。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是根据莫高窟这幅珍贵的风俗地理画,于1937年在五台山附近重新发现唐代建筑大佛光寺。
常书鸿与女儿常莎娜一起临摹的两幅北魏第257窟壁画,《九色鹿本生故事像》和《沙弥守戒自杀品因缘图》,史苇湘、关友惠、冯仲年等人合作临摹的莫高窟第156窟,《宋国夫人出行图》和《张仪潮出行图》,都是绵延宏大的长卷。诸多丰富多彩的作品,生动反映了当时人的生活细节,为今人传达出多样的历史信息。
琳琅满目的作品中,还有新一代画家高山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高鹏、吴荣鉴的《西方净土变》,赵俊荣的《普贤菩萨变》和李月伯的《文殊变》,高头大轴,繁密宏大,完美再现了著名的榆林第3窟,可谓气势撼人。
段文杰是敦煌研究院已故老院长,当年的临摹队伍就是他负责组建起来。段老一生临摹壁画数百幅,造诣深厚。他说那时他们上洞窟临摹要全副“武装”,“背着纸墨笔砚、颜色和水瓶水缸,提着画板、凳子,没有凳子抱几个土块一堆就成,……在无法反光的洞窟里,只有秉烛(或煤油)作画,高处看不清,则架起人字梯,爬上去看看,再下来画画。临摹不仅用脑力,还要用体力。”读了他的有关临摹的文字,方知壁画临摹的繁难辛苦,一件成功作品来之不易。展厅里那件绚丽优雅的《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人像》,就是段老花费心血,根据残破剥落难以辨认的壁画,潜心复原出来的。
此次大展,同样精彩的还有四川博物院提供的一批张大千敦煌临摹作品。大千先生的“敦煌礼佛”,是其艺术生涯的壮举,更是其名声真正大噪的开始。这次展出六十多件敦煌临摹,设色和白描各居一半。虽然不少是未完成的作品,倒也看出不少“大千手段”。比如,他的设色作品,颜色大概是矿物料的缘故,异常艳丽悦目,尤其是那红色朱砂,鲜艳到有点突兀。作品人物大片大片地用红色渲染,辅以石青石绿点缀,再加上流畅秀美的线条,清新明快。但仔细玩味,令人感觉这位天才出手迅捷,大有多快好省的意思。有人说大千的画即使媚俗,那也是高大上的媚俗。是的,我承认,但不管如何高大上,看多了还是有些视觉疲劳,特别那血样的红,让人晃眼。而且,大千临摹重在为我所用,一味轻灵妩媚,有些自说自话,沉不下去。
他的白描草稿,有的上面还标注了以后的颜色。这些白描以及他在洞窟临摹的现场照片,明白地告诉我们,原来他的临摹是直接将纸紧贴在壁画上面勾描,这无可避免对壁画造成损害。美其名曰“血战古人”,真正“受伤出血”的却是那些千年壁画,是无知,还是自私?撇开那些盗取壁画的传闻不谈,难怪当时甘肃省主席特意打电报给敦煌县长,特别要他“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
不妨多说几句,大千的天才远远不止画上。敦煌回来,他就在兰州、成都、重庆三地相继举办展览,引起轰动。门票法币五十元一张,一般人买不起。对此大千解释说,“这批画之能画成并展出,前后耗资十几万大洋,希诸君见谅。”成都的展览,还发生场地方多次派人找大千催缴租金及税款的冲突。一向慷慨大方的大千怎么一下子计较起来?另外,成都展览结束月余,大千就火速举办了一场藏画展,为期六天,展出所藏古画170多件。说是敦煌之行让他债台高筑,欠下五千两黄金巨债。展览上,老友冯若飞以“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二语赠先生。大千则以“一身是债,满架皆宝”作转语。一唱一和之间好优雅,但潜台词,你懂的。展后,大千“忍痛”出售了部分私藏。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后变卖了两百多件古画。
总之,敦煌礼佛,让大千先生名利双收,又一次华丽转身。这脑子,真是好使!■
(作者系资深艺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