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真伪之辨

刘益谦

　　《功甫帖》真伪之辨

　　文/王悦阳

　　东坡法帖，是真是假？国宝回归，名不副实？短短数月，沧海桑田，才以五千万高价“国宝”身份回归祖国的苏东坡《功甫帖》，旋即引来强烈质疑。一方面是上海博物馆的三位资深专家，一方面是声名赫赫的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夹在中间的则是近年来收藏界的大红人，孰是孰非，令人咋舌。个中玄机，扑朔迷离。

　　纽约当地时间9月19日，正值中国的中秋之夜，在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精品”拍卖会上，著名中国收藏家刘益谦通过与五位拍卖会电话委托方竞拍者的激烈角逐，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最终拍得苏轼的《功甫帖》，领衔“中国古代书画精品”拍卖会，并计划年底将该作品亮相于上海龙美术馆浦西馆的开馆展览。随后，经过多方努力，《功甫帖》以艺术品保税的方式回归，此举也被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是促进艺术品回流国内的有效方式之一。

　　没想到“国宝”甫抵上海，2013年12月21日，一则“苏轼《功甫帖》被上博称为伪本”的新闻使这幅价值连城的古代艺术品再度成为焦点。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通过一系列考证，在2014年元旦后发表论证文章，共同指认该作品系伪作，并非东坡真迹。

　　千求万证 大胆决拍

　　作为一名资深的收藏家，刘益谦曾说过：“参与艺术品投资，在外界看来是门槛比较高，需要很深的专业知识。但我没有专业知识，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障碍，我的优势是有钱，所以我要发挥我的优势。”纵观龙美术馆的收藏品，从宋徽宗《写生珍禽册》到南宋诸家、元四家、明四家、清四家……美术史上的经典，几乎应有尽有。而当代艺术藏品，也可谓全面之极，几乎全面涵盖了市场一线的当代艺术家代表作，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而今面对藏品《功甫帖》被质疑，刘益谦先是表示了自己的惊诧：“我此前没听说有一个人对这个有不同意见，至于今天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文章，我也搞不清楚。新闻出现之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因此这个事情在背后有什么蹊跷我也搞不清楚。”

　　紧接着他回忆起了拍卖收藏该藏品的全过程，刘益谦称自己购买古代书画已近二十年了，对于所买的作品都是相当负责任的。在拍卖前他就已经做好了与藏品相关信息的搜集与考证工作，“因为一个多月之前就知道苏富比纽约征集了苏轼的《功甫帖》，看介绍包括来历、流传各方面都比较清晰。上边有项子京的章、安仪周的收藏章，在《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中都提到了这件东西，张葱玉是解放后故宫的负责人之一，而徐邦达则在书中赞扬《功甫帖》‘神采飞扬’，为‘上品’。公开的信息都很清晰，哪一段文字上怎么写的，张葱玉是怎么说的，徐邦达怎么说的，都有。有张、徐两位泰斗的说法，同时又咨询了其他业内专家，是老先生们一致认为没有什么争议的一件东西，整个市场我认识的朋友里基本上对这个东西都听不到杂音。”

　　“我通过电话竞拍的方式在苏富比参与此次拍卖，我的二女儿在美国读研究生，现场参加了此次拍卖会。在参加之前，就《功甫帖》她也做了不少功课。在网上查了不少资料后，她也对我说： ‘老爸，把这件作品买回去。’”此外，据刘益谦介绍，今年年底浦西美术馆要开展，届时会有一个宋元收藏主题展，而这件中秋拍得的东坡作品将为这次展览以及美术馆的开馆增色不少。

　　从作品本身的历史记载、专家的肯定到女儿的鼓励，加上宋元收藏主题展开幕在即，千求万证始决拍，以上种种坚定了刘益谦要将《功甫帖》拍下的决心。于是，他最终果断以天价拍下了这幅名作。

　　钩摹伪本 双钩廓填？

　　据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透露的最新研究成果，三位研究员经过鉴定与考证，认为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并以晚清李佐贤(1807-1876)《书画鉴影》中著录的《苏米翰札合册》中的苏轼《刘锡敕》、《功甫帖》两件伪本作为重点案例典型。

　　“双钩廓填”又称“双钩填墨”，在唐宋时主要用来保护原迹，临摹学习，此法易于传潘流行、到了刻帖成风的晚清，成了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三位研究员的主要依据是，通过考证，发现近期露面的《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亦可定于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其书艺水平远远胜于苏富比的《功甫帖》拍品。《功甫帖》拓本较好地表现了苏体字逆入平出、无往不收、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因此线条更显饱满圆厚、蕴藉丰腴，且起收、使转等运笔过程交待更为明晰，颇具几分苏字之豪迈风神。而《功甫帖》拍品，其用笔以偏锋为主，线条无不单薄枯梗，缺乏立体感，兴味索然、寒碜，运笔亦不知所措，如此书艺，谓与东坡无一毫沾边。研究员指出，钩摹本非出于自然书写，故书法审美的诸多要素如墨韵神彩、节奏韵律等皆无从谈起。他们认为此件《功甫帖》钩摹本还是从石刻拓本中钩摹出，而非原作钩摹，书艺自然差之千里。

　　除了论点，上博研究员还指出了若干《功甫帖》钩摹作伪的旁证，例如《功甫帖》钩摹本右下有“世家”一印，翻刻自《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这本是一枚骑缝章，应与边封接连。

　　此外，这件拍品“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之下，留有六方朱印，色泽相同。很难相信跨越百年，经手《功甫帖》的几位藏家使用的印泥是一样的。因此，专家认定钩摹本中，除许汉卿鉴藏印为真外，其余明清题跋及鉴藏印皆伪，此属坊间作伪者之惯用伎俩。且《功甫帖》钩摹本也并非安岐旧藏的那件，更无李佐贤所言原为永瑆家藏且刻入《诒晋斋摹古帖》之史实。

　　不仅如此，钩摹苏东坡的书法早有先例，就在上博馆藏藏品中，研究员找到了苏轼《刘锡敕》伪本，作伪时间、作伪手法毫无二致。其一为2001年，《米芾、苏轼书翰合卷》由许汉卿之子许允恭先生无偿捐赠予上海博物馆，捐赠前，经鉴定，上博将卷中《道祖帖》定为米芾真迹，而《刘锡敕》系“苏书伪”。之后，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中，亦将《道祖帖》作为米氏真迹，认为《刘锡敕》属“明人伪本”。

　　古迹真伪 谁能拍板

　　面对言词凿凿的质疑之声，刘益谦回应道：“上博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是我非常尊重的两位专家，其中单国霖还是龙美术馆的顾问。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是个好事情，他们对《功甫帖》的争议，社会对《功甫帖》的关注都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艺术市场发展的这么多年，博物馆作为一个国家收藏的学术机构，对市场上出现过的东西，也没有做过评论。如果大家的意见都是赞成上博的意见，我把这个东西退了就完了，我也会倾听专家的意见。”

　　与此同时，刘益谦马上就联系了苏富比拍卖公司，苏富比公司亚洲区总裁程寿康表示，将第一时间成立特别小组：“东西是苏富比拍的，苏富比是全球知名公司，我们拍东西肯定是要负责的。我们会等上博的后续论证资料出来以后，针对上博的研究报告组织全球的博物馆专家进行论证。”刘益谦介绍说，苏富比也给了他明确的表态，论证结果出来后，若上博的意见是站得住脚的，他们会维护买家的利益；但是如果专家一致认为上博的观点站不住脚，苏富比同样也会通过各种途径维护自己的声誉。

　　随后，苏富比拍卖行官方微博于12月22日下午2点40分发表声明：坚持“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东坡的作品，并称对作品的真伪性一向万分认真，将仔细研究这份所谓报告并针对其提出的问题作出任何所需的回应。苏富比一贯恪守艺术拍卖业界的最高德行标准，并保留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

　　然而对于古代书画、陶瓷等门类众多艺术品和收藏市场而言，文物艺术品的真伪究竟谁说了算？这可能是困扰每个在市场上购买的新老收藏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众所周知，“流传清晰、来源可靠”的艺术品大都在市场上能拍出不错的价格，收藏家们喜欢听故事、重点关注艺术品的流转、按他们的自己的观点来说就是“图买得放心”。

　　2013年9月，朵云轩拍卖公司首任总经理、原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祝君波在《博物馆鉴定家为何越来越弱？》—文中指出：“于博物馆而论，如今，随着这些一言九鼎的宗师先后谢世，许多博物馆面对征集书画的挑战，已无权威敢拍板。为什么出现这些断层？究其原因，是我们建立的博物馆制度，鉴定人才由院校毕业，入馆培养，但很少放飞野外，往往纸上谈兵，研究来研究去，就是远离真伪二字，也难得做真刀真枪的决定。”在祝君波看来，近年来艺术品市场的鱼龙混杂，很大程度上源于鉴定专家的缺乏与金钱背后驱使的“假作真时真亦假”。

　　而即使在权威云集的年代，对一件作品的真假产生强烈分歧也不在少数。特别是谢稚柳与徐邦达二位，谢老注重从画家笔墨风格出发，判断真假，而徐邦达则对于印、墨、笔等材料特性尤为强调，而启功先生则偏重时代背景的特殊性，诸如避讳用字、书写的合理性等等。此次提出质疑的上博专家，恰受业于几位老先生。然而，即使如此，权威们在鉴定时出现的分歧就不少，好在所鉴定者皆为国家博物馆或文物收藏机构的藏品，实在有问题的，打上“存疑”，留待以后考证。而如今面对真金白银的艺术市场，“存疑”显然是行不通的。分歧最大的一次莫过于1996年张大千《仿石溪山水》一画，经浙江一位收藏家高价买下后，却听到了不少质疑。他送去谢稚柳先生家，得到肯定的回答，送去徐邦达先生处，却得到截然相反的论点。市场面前，孰是孰非，来来回回好多次后，一向好脾气的谢老也不耐其烦，“不懂画，你买画干什么？”不久，谢老辞世。真伪案开庭，在得到徐邦达、启功等专家的“伪作”结论后，浙江收藏家退画了事。此事最终因谢老的逝世而无法继续下去，然而陈佩秋先生对于对方的“一面之词”，始终不满。

　　诸如此类的事件更大的一桩则是对于张大千旧藏《溪岸图》的质疑。同样是国际知名的学者高居翰，提出《溪岸图》是张大千伙同谢稚柳、徐悲鸿造假。为此，收藏此画的大都会博物院举行了为期一天的高规格学术会议，包括此画原收藏者王季迁、启功等专家，各执一词，最终以方闻教授以扫描原图得到多次修复痕迹为最具说服力，确定此为古画，但是否为董源所作，依旧难以定论，最终大都会博物院以标志“(传)南唐 董源”了结此段公案。对此“前事之师”，也有专家提出对于《功甫帖》可借鉴运用，把纸张、墨、朱印等分别做碳14测定，年代就出来了。但碳14测定，必须取样，原持有者要同意才行，但一旦把纸张取样化验，测定，肯定对原作会有损伤。无论是专家“会诊”抑或技术鉴定，结局如何，都将是对藏家刘益谦最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