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产业化的恶果

　　练春海张艺林在他的一篇新作《中国书画家的营销能力是小学生水平》中提到，如果把中国书画、当代艺术、房地产业的自我营销水平分别打分的话，他认为应该分别是30分，90分，100分。他的比喻显然是非常别扭的，言辞中透露出他对“艺术产业化”这一观念的认同。我们知道，艺术产业化或文化产业化是时下政策制定者终日不学无术，拍脑壳得出来的结果。艺术产业化，哪有艺术可言？就像学术研究量化考核一样，这是外行管理内行滑稽的——但在外行看来却很“内行”或很“学术”的——结果。

　　且不纠结于张艺林的学术出发点，从他的讨论中，我们似乎可以提炼两个问题：一是，他认为中国书画、当代艺术以及房地产业都存在自我营销。其二是认为当代艺术营销得很好。个人以为，他的说法完全是一个印象式的描述，经不起推敲。

　　首先，中国书画的价格行情近年来也大幅度攀升，不乏动辄几万、几十万一平尺的作品。它们其实也代表了中国书画界中良好的销售业绩。其次，中国书画也好，当代艺术也好，都有一个庞大的基数，赚钱的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而绝对大数的艺术家都在水下，并不挣钱。从事中国书画的创作也还算简单，一张桌子、几平米的小屋足矣；相比之下，从事当代艺术的条件要苛刻得多，画架、画框、原料、工具等等落落大满，没有几十平米的空间根本无从施展。从这点来讲，当代艺术的经济门坎要高许多，自然对从事这个职业的艺术家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这种挑战与压力也可以转换成“动力”或者是“回报”。所谓高投入，高产出，这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平衡。其次，简单地讲，中国书画在中国拥有广大的受众，可谓通俗艺术，而当代艺术则属于精英艺术，自然，按照规律来讲，通俗艺术及其众多受众是与广大从业者相联系的，而精英艺术则聚焦于少数藏家，因此在价位上当代艺术的价值没有低于通俗艺术作品的道理，这就像人参没有比萝卜便宜的道理一样。至于那些大俗大雅或者是大雅大俗的作品，那些萝卜中的人参和人参中的萝卜则另当别论了，因此并不能够简单地以价格论英雄，正如历史上那些皇家画院的工笔或青绿山水作品是无论如何人们都会趋之若鹜一样。说白了，艺术与金钱无关。

　　但艺术与金钱又是有关的。这种关系发生在人们总是偷换概念，把作品的价格，即用特定货币的数值表现出来的作品交换价值，等同于作品的价值。这是一个社会价值观扭曲的结果，当社会中商业意识过度发达时，拜金主义就会泛滥，尤其在它们又结合了官场腐败与权力寻租等社会恶瘤之后，似乎金钱就万能了，它无往不利，无坚不摧，所向披靡。

　　中国的文化中没有坚实的信仰传统，自从新文化运动以后，传统的儒家文化和中国乡绅制度对人们在道德上脆弱的约束也随之烟消云散，然后又适逢改革开放，遭遇西方强势文明的渗透，中国的学者们带着对西方文化的膜拜，把那些连他们都一知半解的观念拼缀、组合、重新解释，转达给国内的同胞们。国人在改革开放中暴发，又被半生不熟地启迪，顿时信心膨胀，完全丧失了敬畏，开始摧枯拉朽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

　　一部份天赋秉异的艺术家率先领悟“黑猫白猫，能够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真谛，从艺术创作转入艺术经营，进而率先实现艺术产业化，成了行业的带头人，领头羊，市场的风向标。艺术家体验了垃圾都能换钱的快感之后，他对艺术的执着就不可逆转地变成对金钱的执着了，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又有谁愿意或有能力逆流而行呢？做金钱的奴隶总比做艺术的奴隶要光鲜。受够了饥寒交迫煎熬的画家们，面对强大的金钱来袭，哪怕只要是腿软了一下，一旦头低了下去，再回首，就已经物是人非了。画惯了钱的手，再也无力画出岁寒三友了，何况身边的唱赞歌的人也不许他出淤泥而不染了。而终日听着美言颂赞，听多了，也就习惯了作品的丑陋，以丑为美，美学史上不是说，美的观念从来就是习得的么。从一个美的形象的创造者到一个丑的形象的坚持者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

　　产业化发展的恶果是深刻的，一是带坏艺术家，二是误导市场。这种后果非常严重，一个画廊所坚持的理念出现偏差没有问题，一个美术学院的理念出现偏差也没有问题，甚至整个美术教育系统的理念过于保守都不会有多大的问题，毕竟还有市场来纠正它，但是艺术产业化就麻烦了。把艺术的生产、交易与市场的运作当作生猪一样来操作后果不堪设想。艺术产业会把三流的艺术家推为一流，把恶俗的文化信仰转化成教条，然后把它变成种子，传播、孵化，不但影响一代人，还影响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人，产业化对人文精神的污染就像工业废水对于土地的侵蚀，短期内根本无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