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行 (著名艺评人)
艺术作品风格的形成,和作者具体的哲学、宗教、政治信仰之间的关系是微不足道的。换言之,哲学观念并不能指引艺术创作。况且,对于纯粹的、并不针对艺术以外的目的进行创作的艺术品而言,传达某种哲学观念,并不是它应该完成的任务。倒是另外一些不那么“系统”的、芜杂的、不容易分析与归类的因素,真正在对艺术品的风格发生影响,就创作者本身而言,他自己持一种什么样的审美观,对他的作品的风貌有着重要的影响。
许多纷繁复杂、乱无头绪的事件,触发着一种审美观念的形成。而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观念,如果要向最深层次探讨的话,则必然要涉及到许多个人体验,以今天的科学为基础,还不能到达这个层面来进行讨论。(这也是为什么关于艺术的话题,总会产生许多穿凿附会的说法的原因之一)不过,如果以“大概如此”为标准,那么形成某种审美观的情形,倒也未尝不可以归纳为三种:一、作者经验到一些艺术品,并且认同它们体现出来的审美取向;二、作者通过别人的描述得到某种审美标准,经过自己的体验(思考的、实践的),接受了它;三、作者对自身怀有特别的认同(或者说“自信”),对客观的刺激并不持约定俗成的态度,而是作出自身的反应。他的审美观就在这些反应的集合中产生。
第三种情形或者可以称为“审美观的创造”。作者的性情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就书画来说,古人早已有“书(画)如其人”的议论,范宽仁厚,其画博大;李成沉稳,其画坡脚须要数层……这些说法,今天虽然已经难以求证,却也并不一定是附会之辞,应有观察结果作为依据。其实,个人的性格、气质影响他的审美取向、作品面貌,并不是什么新论,千古以来多有例证。只是要揣摩一个人的性情,往往连他的至亲好友也不一定能做到,至于要研究和他的作品之间的联系,更是虚无飘渺的事。以当前流行的学术思维判断,这些都是很难作为“严肃的”课题来
进行“系统的”研究的。倒不如扯扯艺术跟哲学、艺术跟政治经济、阶级斗争、个人际遇……的关系,要来得更有迹可寻。
虽然研究起来不着边际、结果可能南辕北辙、其成果也很难接受当前学术标准的评判,但“艺术家的性情与其作品的关系”仍然是值得坚持关注的问题。它很可能是解答许多艺术难题的关键,随着科技的进步,它迟早要成为一门严肃的学术课题。它今天的尴尬境况,却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有趣的话题(罗素不也主张“有趣的”哲学吗)。且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它的趣味所在。
现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的艺术风格,一般的印象是“霸气”、“大气”。大开大合、节奏变化强烈。潘氏画的“大”,其实源自他的“小”。潘天寿的画面上,精细繁复的描画占有重要的比例,勾勒用线大多舍直求曲。在他早年的山水作品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似乎年青人那无穷无尽的精力,要在这大面积的细织密描中才能得以尽情宣泄。在潘天寿后来成熟定型的画面中,他用了大面积的留白和大笔简练的线和墨,来与他的精刻细描形成对比,惊世骇俗。如果没有足够面积的“大”来容纳“小”,画面造成的节奏强度,则不足以表达他胸中彭湃的激情。事实上,潘天寿最好的一批画,也正是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那批大画。
从潘天寿先生 的艺术风格,可以窥见他性情的一鳞半爪。他是一个很专心的人。他把艺术作为宣泄自己精力与激情的唯一出口,因此他的画具有强大的力量,他对艺事以外的杂务则并不热心;他是一个敏感而细心的人,常常能注意到别人难以觉察的细节,处理每一件引起他关注的事情,总有超出常人的耐心与细致。因此他也很难容忍一件事办得马虎和不完美。反映在画面上,就是他对细节的描画,经常处于近乎迷醉的状态;他是一个事事喜欢与众不同、自出机杼的人,他的心思隐晦而含蓄,别人往往只能理解他的表面,却永远也猜不透他最深的含义。因此他的造型偏向怪异、他的用线喜欢曲折;但他决不是要故意隐瞒自己的内心,他一直愿意、也一直在坦白直接地说出自己的心思,只是缺乏真正能听懂的人而已。因此他的造型总是舍圆求方、直来直去,笔墨总是清晰明白、毫不含糊;他在陌生的环境中可能比较温顺木讷,在家人面前或者独处的时候则会很情绪化,有着孩子气的天真与狂放。外界的限制对他内心造成的压力特别大。因此他的画面节奏总是大开大合,令人感觉他的心灵特别需要一个宽敞的空间进行驰骋。
刘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