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杭州书画艺术品市场

　　浙江苍南    吕友者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拥有秀丽的自然风光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备受文人雅士、巨商大贾的青睐。明末清初，作为与苏州并称江南两大都会之一的杭州，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原及附近地区的经济联系了起来，杭城经济由此而逐步繁盛。当时杭州“五方辐凑，无窥不售。盖物盛所聚，何必自其地产哉！”特别是夹城巷一带四达之衢，市廛(chán)殷阜，肩摩踵接。城市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内外衙巷绵亘达数十里。杭州水运商路异常密集，全国各地的商品涌向此地，再通过大运河输送到各地……

　　经济的发达，带动了杭州书画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明末清初，皇家对书画的控制力减弱，大量宫廷书画流入民间，致使私家收藏十分兴盛，杭州逐渐成为当时南方艺术品交易的中心。当时江南地区集中了众多有名的书画鉴藏家，如冯梦祯、汪汝谦、李日华、项元汴、董其昌、汪珂玉等。他们之间交往密切，收藏的古玩书画艺术品颇丰，而杭州密集顺畅的水运商路，使他们的藏品在不同的空间内流通顺畅。

　　同时市场上还活跃了大批的专职书画交易人，他们是书画市场和鉴藏家之间的中介，到处穿梭游走收购字画，对书画在不同地区的流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水运商路与周边艺术市场网络的形成

　　杭州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便于省内外各地往来。自隋大业六年(610年)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后，贯通了北京至杭州的水上交通，杭州成为了大运河南端的终点。运河的开凿使杭州“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舟，皆由此达于行都”。据统计，明代杭州与域外交通线路至少有15条之多。当时杭城水路商埠主要集中在湖墅、江干两地，货物由水路运到这里集散。

　　杭州繁荣的艺术市场及发达的水运商路，串连了周边地区的书画市场，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书画交易网络。那么，杭州与徽州、苏州、嘉兴等附近地区的书画市场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从地理位置上看，杭、徽素来关系密切。杭、徽为毗邻州府，仅隔一天目山，水路可沿新安江直达杭城。当时“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总共750里。

　　徽州的书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古董商兼书画交易人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据吴氏观察，龙宫古刹位于村口，每当“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将颓，输金万余锭新之”。而徽人的古玩藏品更是不计其数。吴氏曾于1639年在溪南吴氏家族观画：“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款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可见徽州地区当年的收藏之盛。

　　然拥有物产富饶与繁盛书画市场的杭州，自然吸引了众多徽州鉴藏家和富商的到来，其中典型人物就是汪汝谦，他与董其昌和陈继儒为好友，在杭州的鉴藏圈中颇有名望。像这类徽商在杭州有很多，他们在杭州经营包括艺术品在内的多种行业。吴其贞曾在杭州昭庆寺徽人摆摊的书画铺中购买过绘画作品，这一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有相当数量的徽人在杭州开设艺术品店铺。

　　除了徽州外，杭州和嘉兴的联系相对更紧密些。嘉兴处于苏、松、杭、嘉、湖等五府的中心，所以文人鉴藏家及古董商来杭州时，嘉兴是必经之地。

　　但事实上嘉兴的书画市场并不能和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相提并论。南京的秦淮河夫子庙、苏州的虎丘与阊门、杭州的昭庆寺香市，都有稳定的古董店铺和专门的艺术品市场。而嘉兴却没有，他们只能靠摆地摊的形式经营书画，如《味水轩日记》所述：“是日，胡敬竹于院前摆摊铺持卷轴回。”然而，嘉兴却是江南书画艺术品流通的集散地之一。据《味水轩日记》统计，李日华过眼的宋以前的画104件、元画251件、明画346件，合计701件之多。八年间，往来于味水轩的古董商贩达256人次。从这些数字中，可以验证当时嘉兴的书画流通之盛。

　　之所以形成这般局势，既有地域的原因，又与当地几位收藏巨贾相关。嘉兴有项元汴“缥缃墨粉，富甲东南”的天籁阁，比项元汴晚数十年的汪爱荆、汪砢玉父子，在项去世24年后于城南筑东雅堂，也是赫赫有名。项家豪富，聚藏珍玩无数，在当时算是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正如王世贞所言：“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项之金银古玩实胜董，田宅典库赀产不如耳。”藏品丰厚可见一斑。董其昌也曾到过嘉兴，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董氏38岁时所记：“壬辰九月过嘉禾，所见有褚摹《兰亭》、徐季海《少林诗》、颜鲁公《祭壕州伯父文稿》、赵文敏《道德经小楷》，皆真墨也。是日，仲醇又借得王逸季虞永兴《汝南公主志》适到，余为手摹之。”嘉兴有如此巨富的收藏家，吸引了大批古董商人经常到嘉兴兜售书画，尤其是附近杭州的古董商显得十分活跃。

　　这一时期鉴藏家之间交往亦十分密切。这些文人鉴藏家频繁地两地往来，对江南艺术市场的互动起到了积极作用。居住在嘉兴的李日华几乎每年到杭州数次，一待就是几个月，而他每次去总是入住昭庆寺。在这寺院前面有个混合型的书画古董市场，李日华曾在这里购得一件郭熙的《扶桑晓日》，他家还有一幅沈周仿董源画也是“十年前得于昭庆寺廊摆摊铺”。

　　除嘉兴外，杭州和苏州亦相互影响。苏州书画市场十分繁荣，使得唐寅、都穆、祝允明等画家几乎完全将书法绘画作为商品来对待。因此，苏州也是杭州及江浙地区的收藏家、古董商常去之地。冯梦祯在《快雪堂日记》中多次提到在苏州会晤鉴藏家和收购古玩书画之事。苏州发达的市场交易导致书画作伪十分猖獗，其阊门一带就是专门制作赝品的地方，当地的伪作大量地流入杭州市场。

　　此外，苏州与徽州的关系相当不浅，徽商及江南地区的文人鉴藏家和古董商人都来苏州从事各种活动。如吴其贞记载家住苏州的徽州籍古董商人吴能远，此人是歙之西溪南人，崇祯年间家住阊门，凡是溪南人携古玩在苏州出卖，都会借住在他家，故“所得甚多，尽售于吴下”。董其昌也多次路过阊门，并有鉴赏书画之举：“朔旦至金阊门，客以北苑画授予，云烟变灭，草木郁葱，真骇心动目之观。”

　　水路交通如此发达，商人和鉴藏家等在各地自如地穿梭，使得杭州与周边的书画市场网络逐步形成。那么，文人士大夫、鉴藏家和古董商又是依靠什么交通工具出行的呢？

　　我们在相关史料中看到，冯梦祯和李日华出行用的都是书画舫。董氏往来于松江和杭州之间，坐的也是画舫。他们的很多书画交流活动便是在这些舟舫之中进行的。比如：“十日，吴山书画船泊我河次。访之，出示汉玉澡豆一，围径五寸，肤厚四分。”当时书画舫的用途多样，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提到明末嘉兴烟雨楼的情况时说：“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舣舟于烟波缥缈。”

　　其实，市场网络不仅依靠水运商路及鉴藏家，更需要一批到处游走的专职书画交易人，他们足迹遍及南北，是实现书画异地交易和流通的中间人。

　　专职书画交易人与书画的流通

　　专职书画交易人又称“牙人”。牙人的出现，是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需要。当时有钱的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大贾很多，这类人虽然在财富上得到了极大满足，但社会地位方面终比不过世家大族，在鉴藏中经常被人所耻笑，就像米芾在《书史》中曾嘲笑过有钱却不懂行的人从事鉴藏活动：“近世人或有赀(同资)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因此，他们就需要专职书画商人进行引荐。专职书画交易人最通晓市场行情，在市场上穿针引线，买进卖出，成功后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即牙钱。所以，艺术品在书画交易人手中得以不断地异地交替流通。

　　这时期较为著名的专职书画交易人属上文中提到过的吴其贞。他的活动范围极广，除徽州外，亦有扬州、杭州、绍兴、南京、京口等地。吴氏在各地游走搜求古玩字画，再卖到其他地方以赚取利润，从事的时间达几十年之久。可以说，江南地区书画网络的形成与像吴其贞这类的书画交易人是密不可分的。

　　吴其贞时常带不同地区的书画商人一起来杭州观赏并购买字画。他自由地穿梭于各个阶层，特别喜欢和官僚阶层打交道。有一次他在杭州张文光的钱塘公署中观赏宋元名作，其中有王叔明(蒙)《雨竹图》、夏禹玉(圭)《江山积雪图》、郭河阳(熙)《瀑布图》、赵松雪(孟)《浩然图》、倪云林(瓒)《珊瑚枝图》、钱舜举(选)《江村捕鱼图》。这些画作被其收购之后，销往全国各地。吴其贞曾为北方梁清标购买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在清初壬子年(1672年)八月三日时，吴氏得知《韩熙载夜宴图》还收藏在杭州一匠人之手时，就托朋友何石公为他买来，收藏了一段时间，后来大概是经过张黄美之手，入藏于梁清标。

　　又有一次，吴其贞在杭州的觉苑寺从张黄美和吴肯仲手上观看了钱舜举《仙居图》、李唐《长夏江寺图》和马和之《毛诗图七则》等书画。这位张黄美不仅是古董商人，同时也是专职书画交易人，他在扬州有个专门的裱画室，代理北方书画家的作品。

　　杭州发达的书画市场引起北方藏家极大的兴趣，他们一般通过专职书画交易人的代购而获得艺术品。像上文提到过的张黄美，就是代理北方收藏巨头梁清标的书画。吴其贞说张善于裱画，幼为扬州通判王公(王廷宾)装潢，书画目力过人。近日“游艺都门，得遇大司农梁公(梁清标)见爱，便为佳士。时戊申季冬六日”。张黄美将所遇见的许多名迹都专门介绍给梁清标收藏，其中著名的有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仙姑吴彩鸾《小楷唐韵》和米芾《临兰亭卷》等名迹。

　　像这类裱画室在杭州城也有很多，吴其贞曾在杭州城的裱画室观赏过《贯休罗海参图小绢画》16幅，还在杭州徐孟长裱室中购得赵大年《溪山秋晓图》。杭州的装裱工在市场中异常活跃，他们时常充当中介人，《味水轩日记》就提到李日华在杭州时，有“装潢人汤二引一客持物至寓”。

　　除了像吴其贞、张黄美这样的书画交易人外，这时期较有名的还有王越石(名廷珸)，他经常来杭州购画，这或许是因为他有个从侄王君政在杭州从事古董生意，有业务往来的缘故。吴其贞在王越石家中看到过陆放翁《七言梅花诗二首一卷》、黄山谷《诗翰四则一卷》等书画，并曾购买了几幅：“余皆优孟衣冠。以上六种观于居安王越石家，余得其批示帖、桃莺图、树松图而归。”可知王越石家中的藏品规模不小。江南地区许多鉴藏家都和他打过交道。

　　作为商人，可能会有狡诈的一面。但众人对王越石的评价悬殊，吴其贞说他“一门数代皆货古董，目力超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而张丑则觉得他“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诈伪百出。而颇有真见，余故误与之游，亦鸡鸣狗盗之流亚也”。难道他是双重性的人物？查阅史料发现，在《定窑鼎记》中有一则关于王越石用临摹的伪作代替真迹，后被人察觉，进而扭打并被报官府的事实。这也难怪张丑对他会有如此反面的评价。但王越石很会做古董生意倒是真的，如一只白定圆鼎炉“越石兄弟叔侄共使一千二百缗(mín，成串铜钱)购入，后来售于璐藩，得值加倍”。

　　同样作为书画交易人，王越石和吴其贞之间难免会有书画业务上的竞争。吴其贞曾看到《孙太古产黄庭图》小绢画一幅说：“此图向藏在溪南，昨为王越石得之，以为至宝。不肯售余，深嫉之。”

　　正是有了这批专职书画交易人的参与，使得江南地区艺术品流散速度加快，巨室大户的收藏也很难世代相守。像巨然《山寺图》所题跋的：“此卷在梁溪华氏家，余求之数载，不得一观。今为公甫所有，得展玩竟日。”因此鉴藏家对江南地区流通的重要书画作品相当熟悉，一些名迹临本经常出现，李日华就第三次见到过赝本黄公望《天池石壁图》，由此感叹道：“有柳贯题句，凡三入余眼矣。作伪者留天壤间，竟不可磨灭耶！”

　　艺术交易人在市场上的活动加快了杭州艺术市场的书画流通，贸易网络逐步得以形成。但是，杭州的书画市场网络不仅在国内，而且还与海外有贸易往来。

　　艺术品的海外贸易与书画的价格

　　临安自北宋时开港，至南宋时，随着商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海外港口贸易更加兴盛。明末清初时期，东西两洋对华贸易的渴望尤为强烈。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宣布开放海上贸易的政策，大量的商船纷纷涌向海外，其中到日本的贸易船最多。当时赴日商船数量、规模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杭州运往日本的商品多种多样，据嘉靖时曾到日本经商的童华回忆：“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必须脂粉，扇漆诸工必须金银箔，悉武林 (杭州)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这里的长安和武林，指的都是杭州，其中贸易的物品中包括了瓷器。

　　据《华夷边商考》记载，明末清初由中国商船输往日本的商品，大致有包括历代书画古董在内的七类。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有一则记载：“今西北诸狄，识字者盖少，无论书画已。高丽、日本画皆精绝，不类中国。余从番舶购得倭画数幅，多画人物，形状丑怪如夜叉，然长短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画无皴法，但以笔细画，萦回环绕，细如毫发，四周皆番字，不可识。又有春意便画一折，其衣冠制度甚为殊诡，设色亦不类中国也。”由此可知，在海外贸易中也有一些日本书画流入中国市场。

　　书画既然是作为交易流通的一种商品，肯定有其价值，而价格是反映价值的外在形式。事实上，区域之间书画价格的不同，是引发江南异地之间流通加剧的内在因素。因为只有价格的不同才会有异地交易的必要，从而产生利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价格对书画市场网络的形成亦有相当重要的影响。那么，这些作为流通商品的书画艺术品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古代书画的价格与其存世量及时代有关。以李日华8年所见书画为例，当时流通最多是吴门诸家的作品。流通的书画以沈周所作最多，为所有画家之冠；其次是文徵明和唐寅；而仇英的最少。由于沈周的画作较多，其书画价格在当时并不是很高。如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有云：“往时吾新安所尚，画则宋马、夏、孙、刘、郭熙、范宽，元彦秋月、赵子昂，国朝戴进、吴伟、吕纪、林良、边景昭、陶孟学、夏仲昭、汪肇、程达。每一轴价重至二余金(一金相当于一两)，不吝也。而不言王叔明、倪元镇，间及沈启南，价亦不满二三金。又尚册而不尚卷。”比起宋元的画，不需二三金的沈周画作，其价格是相当便宜的。

　　李日华曾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底捐数金收购一件沈周《灞桥诗思卷》，倒也不贵。而元四家中，只要不是巨作，价格尚可接受。他在杭州项承恩店中见到一幅倪瓒的画，叹曰：“赝笔也。此老穷彻骨，不能得予四五金。”文徵明的画也是时价平常，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钱耳”。然而，宋画价格非常高，因为存世量少。明代书画著录著作《珊瑚网》曾记马和之《鹑奔图》《定中图》《干旄图》和《载驱图》4幅“闻当时价值百镒”。

　　项元汴活动的时代已到了嘉靖末至万历时期，其时古书画的价格已开始上浮，一般名迹都要值千金以上。项有标明书画价格的习惯，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书画价格提供了直接的数据。如当时晋代王羲之《瞻近帖》两千金、怀素《自叙帖》千金、文徵明《袁安卧雪图卷》十六两、唐寅《嵩山十景册》二十四金，表明书画价格在成倍地上涨。同时也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书画价格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例如，詹景凤在《东观玄览》中提到了文徵明的画价：“是时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钱耳。予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埒悬黎矣。”看来当时书画的价格上升明显，而画价跟人们的喜好也有关系。至清初，其价格还是居高不下，两宋大家的书画动辄也以“千金”出售。如在康熙六年秋八月，绍兴收藏家朱子文的《唐宋元横板大画册》系千金册。然而，过去差不多百年时间后，沈周的画在清初就显得尤为珍贵，王越石手中的沈周《匡山霁色图》“画法柔软，效于巨然，有出蓝之气，值进缗，为世名画。”

　　历代法书画迹的价格是由作品的尺寸、品相、名声及保存状况所决定的。从上文项元汴的藏品可以看出，就算在明代，像宋元这些名迹，其价格也是高不可攀的。据明人书信记载，当时一般的画家靠卖画的钱只能换得一些果饼和白银五钱，所以购藏古代名迹几乎很难办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书画的异地流通及艺术市场的网络构成，只有像和吴其贞这样的收藏世家和巨商大贾等鉴藏家才能实现。

　　结论 

　　明末清初时期，区域间的书画艺术品市场联系如此紧密，书画交易如此频繁，流散速度如此骤快，流通渠道如此多样，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现象。书画收藏已从私密的空间转向了完全公开的状态，鉴藏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本身，不仅作为沟通交往的手段，同时更包含了文化品味和时尚生活的方式。

　　杭州繁荣的经济促进了书画市场的发展，并以其发达的水运商路贯穿了周边各个书画市场，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江南书画流通网络。加上大批活跃于市场的专职书画交易人，他们在江南各个城市到处游走，买进卖出，异常艰辛，对书画的异地流通以及杭州书画市场的南北交流都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此外，鉴藏家利用交通之便，借助于书画舫，往来于周边各个地区鉴定与购买作品，无形中无论是对艺术品市场的信息传递，或是对市场流通渠道的形成莫不有着重要的帮助。

　　拥有优越地理位置的杭州，其海外贸易亦十分兴盛，书画作品也和其他商品一样远销国外。通过对海外贸易艺术品的考察，可知书画市场的网络不仅在国内，而且对外也已形成。再者，对书画作品价格的分析，反映了流通中书画的价值，以及书画名迹大都集中在富商巨贾手中的真正原因。而价格的不同也是不同地区间之所以频繁流通的内因所在。

　　明末清初杭州书画艺术品市场流通渠道的形成及市场的运行机制，为后世艺术品市场或可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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