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辉：画家应该是学人

方辉作品

　　本报实习生 贺芳芳   

　　方辉，1975年生于山东莱州。2000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师从当代山水画名家张志民；2014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山水画博士，师从龙瑞。现供职于中国国家画院，兼任对外经贸大学书画中心艺术研究员。

　　北京的夏日一如往年那样酷热，但环境优美的中国国家画院却有一份难得的清凉。日前，画家方辉与《美术文化周刊》记者在此聊起了他的创作。他在国家画院从事行政工作，大量琐碎的社会活动挤压着他的作画时间，即便如此，他依然笔耕不辍。他说自己在绘画方面是名“小学生”。

　　方辉是一个喜欢向身边师友学习的人。“我本科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后来到山东艺术学院读硕士研究生，跟着张志民老师学山水画，学习的是传统的学院体系，再后来到了国家画院。我在其中工作，又向各位老师们学习。”

　　方辉在艺术道路上有自己的追求，在谈到山水画设色的问题时，他认为：“中国画传统分为水墨和丹青，这两个体系互相影响又彼此独立。白描是中国绘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或者是水墨或者是设色都可以。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绘画是一种视觉艺术，和世界文化一样是人类艺术的贡献，我们就不会排斥色彩，只不过中国的色彩体系没有水墨发展得那么完备。”

　　方辉很注重传统，“这不仅仅是受张老师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山水画界的普遍共识，包括现在跟着龙瑞老师读博士生，他也是主张从唐宋元切入，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国山水画的成熟期，作为课堂学习这是一个阶段。我不主张过早跨越式地跳到创新的领域，还是要到传统方面去学习。人生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学习，累积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创新”。

　　在老师张志民的眼里，方辉是一个擅于自我学习的人。“方辉习画是得我之‘骨’者，其画透着浓浓的书卷气，惬意淡然，无有凡俗之象，尤精写生，根基牢固，不落窠臼，尤其巴蜀之游获益良多，其用墨处多有可观者。”

　　美术文化周刊：张志民先生对你现在的创作和艺术观有哪些影响？

　　方辉：张老师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算起来我跟着张老师已有七八年，在读研究生时他讲的一些东西，到现在我还在消化、体会，受益很大。张老师对我的影响首先是从行政、做人到对艺术的理解创新。他主张养气，就像孟子讲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认为年轻人就一定干点行政工作，不会因为你的行政工作干扰到你的绘画，时间久了，在你的绘画里面就会有一种责任意识，有担当意识，绘画就会有大家的气象。第二注重广泛学习。山水画家不能仅仅停留在山水画的题材之中，还包括思维方面，所以要多读哲学类的书。

　　美术文化周刊：作为中国画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临摹传统，你怎么看临摹古人？

　　方辉：我觉得临摹分这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貌似。古代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从用笔用墨，到画面的各个细节都要临到位。第二个阶段就是意临。临第二件作品时会把临第一张时好的地方带到第二张作品中，加上临摹时自觉带出来的习惯，逐渐形成了自己画风。临摹传统就是要汲取传统的一些图式和方式，这些图式首先是从大自然中来，然后又经过后人的审视，逐渐形成一种视觉的习惯。第三个阶段是更高层面的临摹。如黄宾虹先生就是用篆隶的笔法作画，他对传统作品的临摹只勾勒其形、轮廓，忽略其皴擦和色彩，他写生时也用这种方法，叫做“构骨画稿”。

　　美术文化周刊：你在注重传统的同时也很重视作品的创新，有过哪些尝试呢？

　　方辉：我在本科的时候画人物画，那会儿也尝试做过一些当代的艺术，包括颜色和其他方面。我认为传统和创新并不矛盾，都很重要，尤其是对传统的学习。在西方文化看来不存在传统和创新的冲突。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国人对自己文化不自信，全盘西化，照搬一些西方的样式，但有志之士像黄宾虹先生这些人都认为真正的中国问题都应该在自己的土地上去解决，西方的文化只能提供一个参照和借鉴，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对本土文化的深层理解，然后结合时代的创新元素，自然地创造出时代的面貌。

　　美术文化周刊：你认为一个画家应该如何做到全面修养？

　　方辉：在古代，年轻的画家也可以很有成就，因为在弱冠之时就完成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习过程，对中国儒道两家的文化已经有很深的理解，懂得文人最终“止于至善”。蒙养教育以后的游历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过去的游历记录要有田野考察工作，就像现在我们叫做实地教育，所以古代游历非常重要。当代的人应该体认这种价值观。

　　我们现在的画家不应该过多的炫耀“画家”这个概念，而应该做个学人。所谓的学人就是小学生，就是要一辈子当小学生，不断地学习知识，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才能谈绘画蒙养自己的心性，艺术上自然才会有更深的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