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国(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
相传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统等当时名士42人,宴集于山阴兰亭,修祓禊之礼。是日,天朗气清,大家列坐清流曲水旁,饮酒赋诗,最后合为一集,共推请王羲之为诗集写序言。王羲之醺醺欲醉之时,以蚕茧纸、鼠须笔草成《兰亭序》,气韵生动,遒媚劲健,潇洒飘逸,自然流畅,似有神助。后来,他因文稿有多处涂改,想重新抄写,结果连写几遍都不及原先那幅的神釆,于是自己倍加珍惜。可见,书法创作常常是妙手天成,不求工乃工。
然而,当今书坛有些人绞尽脑汁,一心扑在“创新”上,刻意求工,几欲开宗立派,创造出非同一般的新面目。在“创新”的幌子下,汇聚了各色写字玩家和书法投机者,他们不是去扎扎实实地临习中国书法的经典作品,汲取营养,积累功力,而是想朝学书法,暮成大师。他们为写出与中国数千年书法传统完全不同的样貌而费尽心机,创造出许多惊世骇俗的写字花招;他们为吸引眼球,在书法的形制上煞费苦心,像拼贴画一般,把一幅书法作品拼贴成花花绿绿的图画,而作为书法核心要素的点划线条却粗陋不堪。
可以说,在书法艺术领域,“创新”已经成为一种迎合大赛、大展和展厅艺术的时弊。究其原因,大约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文化就有了“新”与“旧”的分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把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划入“旧”文化的行列,欲割断抛弃;从建国以后开始的文字改革,直至“文革”登峰造极:“破四旧,立四新”,更把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视为仇敌;而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又更加激发了人们求变的热情。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艺术评判标准变成了“新”与“旧”。书法领域自然也刮起这种喜新厌旧的歪风,一些人总想着别创新体、自成一家,也把“新”与“旧”作为评判书法高下的标准。对于植根于中国书法优秀传统的书法家大肆攻击,认为是守旧、没有创新。他们哪里知道,这种欲割断历史文化、完全是空中楼阁似的“创新”并不能带来成功,反倒会成为笑柄。
其实,书法只有优劣之分而没有新旧之别。担心今天的书法会因为写得与古人一样而没有新意,这完全是杞人忧天。你看,连王羲之都没法写出同样的《兰亭序》,更何况我辈?担心因为长期临习古代名家书帖而没有自家面目,更是庸人自扰。清代书法家王铎“五十而自化”,他长期浸润“二王”、米芾诸家等,又遍临百家,直到50岁以后才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已成书法大家后,也还是“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可见,“出”不了帖不是因为临帖太多而是因为你的功夫还不到家,功到自然“出”。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完全不用刻意标新立异,因为真正的书法艺术作品无论何时它都是“新”的,就像当年王羲之的《兰亭序》草稿一样,它都是不可重复的一个。书法不同于绘画,就是有着这样神奇魅力的艺术:它的每一个点划线条都是落笔即成,不可修改,而且还是“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孙过庭);书法创作时,且不说“五乖”“五合”(孙过庭)的内外条件充满变数,哪怕是毎一次刹那间笔锋与纸面的接触,都涵盖着许多随机与偶然的因素:提按、轻重、徐疾、顺逆、行留以及墨色的浓淡等等,变化莫测,不可端倪;它的毎个字乃至整幅字都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完整的时空,呈现给观者的不仅是创作的结果,而且还有书法家的整个创作过程。
所以,书法至难!它掩不了丑、藏不了拙、掺不了假、遮不了败笔。在行家眼里,优劣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