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璀璨焕然的时代,涌现出许多彪炳青史的书法大家,各种书体相继发展走向成熟。代表这个时代的书坛巨擘,无疑是王羲之。
王羲之兼习众法,擅长隶、楷、行、草诸书体,尤其对楷书和行书的确立作出了极大贡献,被后人尊为“书圣”。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人人景仰的一座高蜂,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不仅很早就成了人们仿效临习的范本,也成了宵小之徒作伪射利的对象。
六朝时期,书画艺术品赏鉴收藏之风渐盛,名迹买卖开始成为普遍现象,造假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别的不说,王羲之的传世书迹中就假货色甚多。
南朝刘宋时的鉴赏家虞和,曾奉诏搜访二王名迹。他在《论书表》中说,当时上当吃亏者大有人在:“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于是京师三吴之迹颇散四方。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也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
这是较早记载书法名迹作伪的文字——先摹仿二王书迹形貌,再用茅屋脏水染色,加上搓磨作旧,还故意把真伪书迹糅杂一起,务求鱼目混珠,瞒天过海。这种种手段之高妙,实令人匪夷所思。看,类似的手法至今不是还有人沿用吗?有不计贵贱悬金招买的需要,才会有轻薄之徒锐意造假投其所好。
南朝齐王僧虔在《论书》一文里提到,晋穆帝司马聃时,有张翼擅效仿王羲之自书表,观之者难分真假,令王羲之也慨叹“小子几欲乱真”。同时还记载说,“康昕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释道人作右军书赞。”张翼、康昕、南州释道人等,均与王羲之父子时代相近。他们着意模仿右军书,均能达到乱真程度。
梁武帝萧衍在位达四十八年之久,半壁江山算得上久享太平。张僧繇为其时名画家,深得萧衍赏识,凡崇饰佛寺之事,多命张氏主之。
在《答陶弘景书》中,萧衍很不客气地指出颇有王羲之赝品乱人耳目,乃至损害了王书声誉的状况。在鉴别王书真伪方面,他也每有警辟之语,如说“逸少书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史箴》如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上二者已经至鉴。”这显然是颇见心得之言。据记载,在着力搜访之下,萧衍时期宫廷所藏二王书迹独多,计有78帙767卷,皆重加装褫,题金饰玉,宝重备至。(梁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