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式微：监察从来都是自上至下

郭山泽/漫画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公布的成文法。“刑书”是指刑法条文，铸刑书是子产将刑书铸造在铁鼎上，予以公布。刑书的具体内容已难详考，但其中含有限制贵族特权的内容，这无疑对贵族的腐败行为有一定限制。 

　　正因为“刑书”有限制贵族特权的条款，而且公布成文法的方式本身不利于贵族的独行擅断和任意刑杀，不利于奴隶主的专横暴虐行为，限制了奴隶主贵族“临事制刑，不预设法”的特权，因此子产的行为招致了一些贵族的强烈反对，认为铸刑书违背了“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的原则，破坏了周代的统一法度。 

　　子产铸刑书及其争论，在中国乃至世界法律思想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它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其次，它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第一次肯定了公布成文刑法的“合礼合法”；最后，它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明确肯定了法律对于限制贵族特权的重要作用，为后来法家“一断于法”的理论创造了前提。 

　　春秋战国之交各国都在变法，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加强法治力度。在赵鞅铸刑鼎之后，战国时期魏国李悝集各诸侯国立法之大成，编制《法经》。李悝在《法经》中创设的刑法原则，如“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刑事立法乃至刑法学的基本原则。《法经》中有“六禁”的规定，其中的“金禁”是关于受贿的。《法经》规定“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另外还有“淫侈逾制”的规定，主要针对生活腐化，如果消费超过了与自己身份不相当的水平，就要受到制裁。 

　　除了以法制形式反腐败外，先秦时期还产生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反腐败监察制度萌芽。监察形式多样，颇有成效，其中包括纳言与大监，史官监察，行政官、执法官兼领监察，行县制度，御使监察，言谏监督，举报制度等。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载：黄帝时，“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左右大监，就是黄帝派出的监察官，对属国行使监察权，这一制度成为后世设立监察御史的渊源所在。 

　　先秦时期，完整的监察制度尚未形成，只出现为数甚少的监察职官，而且他们都是一身二任，并非专事监察。兼职监察官分为两类，其中一部分是史官兼领监察，另一部分是行政、执法官兼领监察。 

　　夏商周时期的政治家们设计出一套监督君王行政的制度，其中之一就是由史官把君王的言行，不分善恶地随时记载，并要在朝廷上公开出来，接受大臣们的裁制，最后还要把这些随笔记录的材料作为历史档案加以保存以昭示后人。这种体制的基本内容是：史官通过直书“书法”，要做到君举必书，善恶必书，对君臣实行纵向监督，使其不敢为非。

　　关于这种直书制度，先秦两汉文献里有不少记载。《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春秋时期直书除了记功书过之外，还被赋予了更多的礼法意义，演变为一种“书法”，即一种道义和道德评判。西周末年，王室衰微，政出私家。春秋时期，礼乐崩坏。作为双向监督的直书制度和秉笔直书的史官“书法”，也同周礼一样，受到动摇和挑战…… 

　　据学者们研究认为，行政官、执法官兼领监察的制度大约开始于周代。周代开始设置“小宰”、“监”等职官。据记载，“小宰”掌握宫廷内执法纠禁的权力，集司法、监察于一身，或说是以司法官代行监察权。这一职务大概就是后来御史中丞的前身。至于“监”这一职务则属于地方性的行政、监察、军事长官。周武王灭商后非常担心其余部造反，便把自己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分别派到靠近原商旧都的东、西、北三块领地上，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后来周公摄政时也曾派其兄弟监督殷地。“监”这一职务可能就是后来监郡御史的雏形。但“监”在周代并不是专职监察官，而是以地方行政官和军事镇守代行地方监察权。 

　　一般情况下，天子采取三种方式对大臣实施监督：第一，派遣使臣。商代甲骨文中有“东吏来”、“乃令西吏”等记载。东吏、西吏当指派至于东或西的使者。第二，以亲信诸侯国监察相邻的非亲信诸侯国。第三，天子巡行。三代君王常常带着随从人员省视诸侯国了解情况，其主要目的是进行监察。 

　　战国时期各国在对地方官吏实行年终考绩的同时，还有一套自上而下的视察和监察地方行政的制度。国王、相国、郡守都必须经常到所属的县巡视和考察，叫作“行县”——国王、相国和郡守到所属的县巡视和考察，具有考核地方行政和了解民情的作用。赵武灵王“行县”，经过番吾(今河北磁县北)，闻得周绍为“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于是问之以璧、赠送酒食而要求会见，周绍托病辞谢；后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赐他胡服并任命为教导王子的“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