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书过程中的点滴感悟

　　倪和军

　　清·钱泳《书学》如是说：“学篆书者，当以秦相李斯为正宗，所谓小篆是也。”我学习小篆确是从李斯的《泰山刻石》始。《泰山刻石》是秦“书同文”政策带来的小篆在文字应用上首批典范之作，在风格类型上它承袭了秦系文字，尤其是《石鼓文》的体式、笔法，而在秩序上表现的更为严密、平正、装饰、排叠、工稳、整饬、匀称以及它所具有的独特的帝王之气，而带给人们的不同凡响的审美感受。在我学习临摹之时，的确下了很大功夫，但只是在结体造型上得知一二，却苦苦不得其解的是难以得其笔法和气韵。后得师友点拨，须临习汉《袁安碑》、《袁敞碑》，可得小篆率意之笔。果不然，通过反复临摹，渐悟其宽博温雅，骨力遒劲的气息以及行笔的使转起收，如见墨迹，历历可寻。笔画繁与减、直线与弧线，笔势强健遒劲，起笔转折皆有起落提按，充分表现出毛笔的弹性，使字形更为飞动，让人激动不已，夜不能寐，块然自足，临习的快乐不言而喻。

　　清末民初篆书第二次昌盛繁荣期，对我的篆书学习影响甚大。初期，我大量投入了精力去临摹吸收，感悟到了邓石如把汉隶的结体和笔法运用到了小篆的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赵之谦把魏碑和隶书的结体用笔，成功融合，形成了自己篆书的面貌；杨沂孙将大小篆融合为一体，自成一家；吴让之使篆书变宽博为紧密、瘦长，有玉树临风之态；而王福安把二李合之，更加稳妥，把秦汉篆书再一次推向了极致。在临习中更让我有感触的是邓散木，他完全把汉代篆书碑帖的宽博之气发挥到了极致，如二石阙、汉碑额、砖瓦等铭文与作品完美的结合，形成了不俗的效果。吴昌硕的石鼓文更不必说了，其篆书作品气度非凡，无与伦比，自出新意。通过临习，感知清代篆书大家可谓众若星汉，但他们无非是用自己的学识、修养来理解、感悟诠释古典，不断创新，形成自己不同的风格。因此我似乎在这一时期找到了创作的主线，那就是回归到秦汉这篇沃土之中，大量并有目的地吸收我所需要的养分，把秦汉篆书变成自己的书写表现形式。

　　每每驻足在《泰山刻石》前，看到默默耸立在岱庙东御座里的秦·李斯小篆时，虽然被岁月冲洗的只剩下了了了数字，但仍散发着雍容大度，气势袭人，一统天下的帝王之气所震撼着。《泰山刻石》，代表着皇家汉字标准规整的一种，比如《泰山刻石》、《会稽刻石》和后来宋代摹石的《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对后世影响巨大。另一种则是广泛于秦社会各层所书写刻制的如诏版、权量、砖瓦、印章、镜铭等，其各具艺术特色，自然朴实，奇趣多姿，参差错落，极具艺术表现书写意趣。

　　故而我现在的篆书创作也承袭了小篆的这两种特点，一种是相对工整精细，一种是相对率意奇趣。然在不经意间，二者却在相互影响着。我创作的工整一路，极力去表现静中生动、熟能见生的效果；表现率意奇趣一路，让其动中生静，充盈其间。这就是我目前追求的艺术感觉。

　　南朝书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到，神采为上，形之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此种境界可能穷其一生也不可能达到，但我却一直追求着。在临摹吸收古人时，我注意到了篆书的“篆尚婉而通”以及“圆劲满足，以锋直行于画中也”和“用笔须如棉里铁，行笔须如蚕吐丝”等前贤们对篆书笔法的要求而作为我书写的指导，畅游在秦汉篆书的沃土中，使我笔下的线条如行云流水。时而涉取李斯的整饬、婉转，时而吸收砖瓦铭的朴茂宽博之气，时而得沼版、权量的奇趣散漫之趣。明·李流芳说：“临摹古人，须食古而化。”故而我认为创作时，必须在不同阶段，吸取古人的风神气韵，让创作“时出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