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法同仁谈读梁启超

　　朱中原    

　　读书、做学问之于书法而言，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学问家不必要是书法家，但书法家一定要是学问家。这在民国及民国以前是常识。但在1949年以后成为了一个特殊现象。书法家不是学问家，学问家不懂书法，书法与学问脱节，导致了书法品格的降低。书法要有文化品格，必须要有学问作支撑，书法家要有学问，则必须要靠读书，首先要成为读书人。但书法家谈读书，似乎是件很奢侈的事，也是件很时髦的事，因为现在书法界意识到了几乎人人都需要读书，或标榜要读书。不读书，会被人看不起，认为是个写字匠，一旦被定格为写字匠那就完了。但问题是，读什么书？怎样读书？这恐怕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总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总是很尴尬，因为读书总体来说是件很个人化的事情，我无法提供书单，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但如是因为志趣，则要另当别论了。这个小文，便是和有志趣的同道谈谈读书。在我看来，读书一定要有兴趣和志趣。志趣包含了兴趣。志趣比兴趣更上升了一重境界。兴趣是很零散的随性的，很个人化情感化的；但志趣则不同。读书必须要有志趣，不能为功利而读书。有的同志是一般情况下不读书，只有等到需要了或需要写文章了才读读书。这不是读书，这是翻工具书。此种读书法，算不得读书。甚至还有不少人是为评职称、提干、获奖才不得不读书，对于此种情况，我是要严加批判的。读书没有志趣，便不能入读书之境。有志趣则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学问体系，也就是说必须要读学问方面的书。但现在即便是学问方面的书，也是古今中外，浩如烟海，且现在专业分科如此细密，从何读起？如何入手？我以为应从梁启超读起。无论是作为兴趣、志趣、修养，还是作为了解历史与现实问题，都应该读梁启超。

　　梁启超不是专门家，这就给我们做专门的学问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参考路径，就是不管哪门学科，都可以从梁启超那里找到借鉴。就整体来说，梁启超是古今不二的思想家、学问家。如想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必须读梁启超。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无论是上古史、中古史还是晚近史，都可以从梁启超那里找到镜鉴。梁启超构建了中国系统的通史和专史体系，尽管由于事务繁忙，他写成的完整的史学著作并不一定比别人多，但他构建的史学体系，则是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而要了解中国的整个近代史、现代史，则更需要读梁启超。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变局中的核心人物，可以说，晚清以降直至193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件重要史实，都直接或间接与梁启超有密切关系。

　　单从学术思想层面来说，梁启超可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且是一个承前启后、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人物，在史学、哲学、经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财政经济学、宗教学、民族史、思想史、佛学、墨子学、诗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文化学乃至格致学、天文学、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种学、兵学(军事学)等领域皆有深厚造诣，且有开山之功。读了梁启超，往前可以读清代的史学和经学，可以读王国维、章太炎、俞樾、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往后可以读胡适、钱穆、顾颉刚、梁漱溟、陈寅恪等。读梁启超，可以知晓民国真正第一流的政治家、文人学者、书法家及其相互之间的政治关系及私人关系。

　　读了梁启超，可以知道现在很多名词或概念的来龙去脉，可以知中国及世界历史地理变迁之大势，可以知古今中外学术思想之变，可以知古今中外民族、宗教之变，可以知古今中外财政经济之变，可以知古今中外人种之变，可以知古今中外官制及政制之变，等等。如果梁启超仅仅是个百科全书式人物，这仍然不足以奠定他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卓越地位，最要紧是，梁启超不但是新学、旧学的承前启后者，而且是联结东西方学术的领路人，是国民思想与国民意识的开启者，而且，中国学术思想到了梁启超时代，为之一大变。为什么这样说？中国是个盛产文人的时代，从来不缺伟大的文人，但却缺少第一流的学术思想。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中国盛产文人意识，却缺乏理性主义和学理逻辑意识，中国学术思想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学术论辩风起，但春秋战国之后，秦汉为之一变，又晋唐为之一变，宋明为之一变，结果，先秦时代发达的论理逻辑出现了严重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发达的文人意气思维。而到了梁启超，为之一大变，可以说学术思想出现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就是说，梁启超开启了一个学术论辩的新时代，其于修补中国数千年文人传统所积淀下来的学术之阙如，功莫大焉。这是其他人所不及的。

　　此外，梁启超还开创了很多个先例：首次提出“华夏”的概念，首次提出“爱国主义”的概念，首次提出“中产阶级”的概念，中国最早、最有影响力的报人，中国司法方面最重要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民国宪政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中国财政货币改革较早的倡导者之一，新文体——报章体的开创者，中国社会主义学说最早的介绍人之一，中国“小说革命”和“诗界革命”的提出者和发起者，“五四运动”的真正发起人和核心领导人，护国战争最核心的领导人，中国加入一战的主要推动者，等等。可以说，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伟大的主导者之一。有人曾说，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是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历史。此话并非妄言。读梁启超，不仅仅是读梁启超，而是读梁启超所处的民国时代大变局，甚至也不仅仅是读民国，而是读整个中国。

　　就书法来说，梁启超亦是民国书法史中的卓越人物。晚清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书法美学著作，便是梁启超的《书法指导》。中国碑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以下，便是梁启超了。梁启超在北碑和章草上，成就尤为突出。民国书法，梁启超堪称直笔第一。而且，十分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在书法尤其是章草书法创作上有突出成就者，几乎都跟康梁派系尤其是梁启超有密切关系，比如沈曾植、罗复堪、罗瘿公、朱启钤、叶恭绰、徐世昌、赵元礼、严修、马相伯、余绍宋、周肇祥、林志钧、卓君庸等。这个名单还可以更长。梁启超的章草和北碑，突出体现在他收藏、题跋的数千件碑帖拓本上。梁启超还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书信、手稿和致民国政要的重要电文等，这些，既是研究梁启超书法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史料。从梁启超众多的书信、手稿尤其是家书中，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中国文化报  作者为《中国书法》杂志编辑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