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琦与薛邃对话：表意与作画

　　邵琦/文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邵琦前不久与年已八旬的老画家薛邃就文与画进行了对话。薛邃习诗、书、画六十余年，平常极少抛头露面，其个展月初在上海壹号美术馆举行，而前不久在北大举行个展的邵琦对传统文人画理论有深入研究，其作品也有理论追寻的痕迹，多以元季大家为楷式。

　　邵琦：画要有意思，所以有表意、达意、写意……说法不一，宗旨却是一贯的，就是要有意思。画如此，诗也是如此。但是，画的意思又不可以太直白，直白了就是宣传画了，对一位画家来说：这大概是一道门槛？

　　薛邃：这一问，看似平常却深奥，实在是一个颇具探讨容量的问题。

　　管见认为天地万物皆有形，与之观照就有意，意必生思，所以，“意”、“思”两字可释放的含义，也是十分深广的。不过，规束到诗画的特定区域，从约定的诠解，可以说是“耐人寻味”，“有讲究”，并且作为作品水平深浅的衡定标尺，检测准绳。“有意思”这个门槛，确实不低，《文心》说“寂然凝虑”，“悄然动容”，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便是意。左拉说：“一件艺术品是通过某种气质所看见的自然一角”，这一角便是反馈了“意”之所在。

　　中国画重意，是从它的特定形式所必需持有的。清沉宗骞说“笔以发意，意以发笔”，王原祁说“意在笔先”，试看“意”有多么重要。

　　邵琦：有了意思也就贯通了，流畅了。

　　薛邃：其实我一直在寻求突破这个“流畅”。但从笔墨而言“流畅”并非一件好事，从负面来看流畅是艺术家的悲哀，它会堵塞心智，自囚手足，使艺术形态定格僵化。最可怕是艺术的僵化，而流畅往往会成为它的“催老剂”。古人在“畅神”之外强调拙味，生涩，以之消解畅熟。

　　邵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训。你走过很多地方，现在还是不断出游？每次远游归来，带回的是画多，还是诗多？

　　薛邃：“古人语亦必三思之”这是我离经叛道的忤逆之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培壅学养，增强见识，从理论上讲是不错的。但只读而不思，只行而不察，未必有用。有些人足迹广远，对山川没有动情，读书无数而没有审辨，所以“日食万橱无下箸处”，被古人讥为苦行僧和两脚橱。大疑大得，小疑小得，不疑则没得矣。

　　董其昌是极力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他的要旨是脱去尘俗，脱去的过程是过滤和筛选。我平生喜欢游山玩水，也如郁达夫说的“总要写点歪诗”，但并非每次游山便能写出东西来，“孙登无语空归去”的情景是常有的。

　　邵琦：你常说作画如作文。这种相似也可以用“诗画一律”来概括，不过，在这个大命题下面，各人都有不同的体会和经验。

　　薛邃：传统文艺写作中，对“比”、“兴”是很重视的。《文心》所谓“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山川予人以审美理想追求感觉的饱和，就会以各种事物来充填想象的空间，这种移情托比都能饰化对象、推加精神满足而牵引美的享受。因此，看山作文的比喻也是在此范畴之中的。至于绘画中的“诗画一律”则更是目同心会、手智融合的成果。

　　邵琦：最后一问，山水画是什么？什么是山水画？我觉得怎么回答此问，对一个画家来说，往往确定他画什么和怎么画，也决定了他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取向。

　　薛邃：这个问题的研讨，已有许多高明作过探究，掂量着我未必能另辟蹊径说点什么。

　　山水画的是自然风景，但不叫风景画，而一直以“山水画”命名(有时只称山水不带“画”字)，从未因西法东渐或是如徐悲鸿那样意欲以西法改革而易名。从近处来说，千余年深厚的民族文化不是轻举妄动可以改变的，从远处来说中华民族的气魄，与高山大川等同，乐山乐水的智者仁者更是明确推戴山水所蕴含着的人文哲理，所以把山水代表自然风貌是极为相宜的，山水画成了特定的名称，成了思维习惯下的定义，所以即使一木一石，一岸一舟，还是被称之为“山水画”，这就不难看出这个名词的分量了。至于清张潮说的“善游山水者，无之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更道出了中国文人对山水情怀的推移。

　　山水画作为各门类之首，也就是由于它的容量包恢含宏，有气势、有气韵、有气格，再添诗情文意，真真巍巍乎大哉。我认为，山水画怎么画都可以(并非专指题材、格局，材料、技法)，因为既然是中国人的情怀，中国人的意境，用中国人的笔墨来写自然的山水，其结果也必然会传达山水画的诸多元素和特征，绝不会和西洋画混同，哪怕是当前许多以素描方法来画山之凸凹，水之倒影，惟妙逼真有失古趣，但仍然是一幅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