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代的水做的女子

　　郝青松

　　近代以来的社会危机和艺术危机使得美术革命论应运而生，曾留学日本的画家吕瀓给陈独秀的通信以“美术革命”为标题在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6卷1号上发表。吕瀓提出这个意见的依据，是对因西画的引入产生的混乱局面非常焦虑，因而使用了“革命”这个词汇，希望艺术界在学理上进行清理，重新澄清，或者是提示什么才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艺术或者美术。虽然这里“革命”的本意并非涉及传统中国书画的现状，但是这个词汇一经使用，就迅速和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呼应起来。

　　艺术的革命不但意味着传统艺术逻辑的转换和更新，而且还经受着革命的艺术的洗礼。某种意义上，在近百年里革命的艺术主导了艺术的革命。时代的图景不可谓不宏阔，然而一俟尘埃落定，当革命的大幕悄然落下，一种灰飞烟灭的废墟意象油然而生。

　　马兆琳的水墨艺术就如同在这后革命时代萧寂舞台上的独舞，她本能地想逃离那个若即若离的全能社会，又为突然被抽空的虚无而感伤。

　　马兆琳的人物画多以女性身体为内容，著衣无多，随性自然，当是她对现实和心绪的视像感受。由女性艺术家非常自信地画出的身体能够坦然地呈现于画面之上，这本身就全然有别于传统的绘画观和身体观。只有在经过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熏染过的今天，这样的勇气才成为可能。这固然也是一种革命的显现，然而马兆琳似乎浑然未觉，她从未意识到其中可能蕴含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反抗权力和权利争取，这种绘画的选择和方式于她而言只是意味着自身天性的自由抒情，由此而获得了心灵的愉悦。

　　修长而舒展的线形首先依附于身体的描写，进而从肢体的方向中独立出来，如一个个生命的触头顾盼多姿，互为生发，结合在一个新的语言结构中。这个语言世界，内在的属于艺术本体的规律和结构。她笔下的她们身份莫名，但显然异在于公共生活，裸露的身体看似真实坦荡，却难掩内心的虚弱和零碎。连她们的身体也常常是不完整的，马兆琳择取了身体的局部，使她们出入于现实内外，同时又极大地逼近我们的视域，冲击观者的眼睛。然而她们分明处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身体之外的空白悬置着她们的现实，安静着她们的安静。无论身体如何在无意识的规则之下展示或被展示，美丽和心情也都是属于自己的，只有自己能够定义自己存在的意义。是她们，而不只是一个丽人，无限重复的她们在艺术的名义下从容彰示着对美丽的自信。

　　马兆琳对身体形态的变化和把握概括而自然，在身体的趋向中尽情舒展，不拘小节。形归于心而独立于身，笔发于内而抒发于情。绘画的过程专注于笔端的时候，想必马兆琳是很超然的，但是在画面的情绪中还是难掩一种无言的感伤。没有理由的众多身体的重复，可能是为了寻求一种聚集，掩饰心底的孤寂。她的密码在那些人与床单的组合中流露出来，一个梦醒之间疲倦的身体，从画面外斜斜地进入或冲出，身下的床单在压服中生出大地的意象，远处赫然成为无垠的天空。天地之间，身体的自由与真实无以类比，人在苍穹之下的怅然和无助也顿然生出。

　　人在空间中感受到的张力，同样存在于时间之中。马兆琳几乎是本能的怀念民国时女子的风范，或在青楼，或在深闺，却俱具一身才情，发式极新潮，又着中式旗袍，燕语朱唇，风姿绰约。然在乱世之中，何谈抱负，况且又是女子，于是大都只能如四时花卉随风雨飘零，神情郁郁，莫知所终。她们原本就是存在于被观看的图像之中，她们在赏花，亦被人所赏，那种虚弱和无力在马兆琳的笔下竟也成为一种美丽，为她所激赏。抑或感同身受，虽时势移易，情怀犹在。

　　这个水做的女子，想必马兆琳也时常慨叹她笔下的那些精灵女人，无论时尚的叛逆，还是余留的古典。马兆琳，这个同样是水做的女子和她的艺术，亦令人慨叹。叛逆与古典，两个思想和形象的极端，都存在她的心中，在外它们或有冲突，于内则完全被她的艺术化解，凭借水样的情怀。马兆琳在绘画时极擅水法，重视水与色的渗合渲染。笔以定形，墨以点睛，色以铺陈，水以尽情。笔痕过处，每一个细微的心动，都留于水色之上。纵有千笔斑驳，亦化于水中，暖色生辉，韵致无尽。这就使得她的画面纵然身体暴露，姿势动曳，却并无风情万种，反而极具空灵，诗性十足，并引人深思。

　　马兆琳着意水墨语言的新异与纯正，这不仅在于她特别的水色语言风格，还在于她对传统水墨感觉的把握。笔墨乃中国画之根本，而在经过了美术革命的后革命时代，笔墨应该如何存在？转向自不待言，延伸笔墨的古意和气息也是应有之义，不能在创造的名义下只把它当作一种材料或者方法。马兆琳凭借多年的传统修习，能够把握到纯正的笔墨气息，纵然她现在擅用的水法并没有沿袭全能陈法，对笔墨的感觉却不减分毫，其中亦能容纳新的语言创造。

　　从画中透出的那些潜在的意义阐释，也许并非马兆琳的本意。在后革命时代的背景，她无意再与那个革命的性质有所纠葛，只是想简单地面对现实，在语言世界中抒写自己的情怀。这种出于个人心性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是面对那些发生过的历史，以及正在发生的现实，不只是她，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逃离。

　　无疑马兆琳的水墨并非只属于她自身的眼与心，也不只是艺术本体语言的探讨。艺术家创作的真诚足以保证，她的每一个笔触都源自自己的切身体验，因此自然建立起水墨语言和思想观念之间的联系。两者的辩证和互文关系在美术革命和后革命时代的艺术中一直没有退场。革命意义在后革命时代的消解并不意味着观念也完全消解，语言自此独大。新的观念正在更新，语言也有了新的附身。马兆琳的水墨人物创造了新的水墨图像，也记述了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叙事和心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