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复兴之说水分多

周彦生 《春和景明》（中国画）

　　文、图/记者 金叶

　　在当代工笔画的世界里，周彦生是一位旗帜性的人物。他和何家英一起并称为“南周北何”，以工笔花鸟画傲立于当代美术圈。

　　今年已七十二高龄的周彦生，办过两次个展：一次是1994年在中国美术馆，为此他准备了15年；一次就是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盛世繁英——周彦生花鸟艺术展》，共展出了300余幅他用20载春秋锤炼而出的佳作。其中近百幅八尺整纸的大幅工笔花鸟画作更是惊艳全场，令观者无不对这位古稀之年的艺术家充沛而细腻的创作力啧啧称奇……

　　不爱民间工艺 青睐“贵族艺术”

　　广州日报：工笔重彩历史悠久，面对历史上林立的高峰，您是如何树立自己的个人风格的？

　　周彦生：1979年我在广州美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如何“推陈出新”已经是大家在思考的问题。

　　有一次在图书馆，我偶然看到一本日本的美术杂志，接触到了日本画，我发现它把西方画的色彩和中国画的意境糅合得很好，令我颇有惊艳之感。我就想，可以将日本画对色彩的表达，和中国画线条的表现结合在一起，将此作为我个人对传统的一个突破点。而广州一年四季的花团锦簇，是当时刚从中原来到广州的我过去从未见过的动人景象。怎么用绘画的语言来呈现呢？我认为淡彩那种寂寥、散淡的笔触不足以表现我眼中的自然景观，必须得是重彩那种铺天盖地的大块色彩才可以。所以，我从日本画中获得的灵感，也同我当时的创作冲动不谋而合。

　　广州日报：但很多人认为，重彩容易流俗，您的画风却是雍容华贵而不落俗套，原因是什么？

　　周彦生：我一直不太喜欢民间的东西，布老虎、农民画、皮影戏……有些人从这些民间艺术当中去汲取营养，我认为方法有问题。我最初学工笔，接触、学习最多的是赵佶、任伯年、于非闇。他们代表了一种贵族艺术——这里的贵族不是指剥削阶级的艺术，而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有句话叫“取法乎上”，如果入门层次高，而且学得扎实又规范，我相信自然就不容易流俗。

　　广州日报：作为工笔花鸟画家，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特别多的“鸿篇巨制”。在历史上，工笔花鸟画似乎从未以这样宏大的格局出现过？

　　周彦生：画大画，起初来源于“不服气”。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为了写论文，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工笔画在两宋取得至高的成就，而到了元明清就衰落了，文人画成了时尚。当时我就暗暗下决心，要为工笔正名，要把工笔花鸟画得像山水画那样大气磅礴，以证明它绝非“雕虫小技”。

　　我画大画还因为岭南的红棉树、凤凰树都是高高的乔木，花开起来铺天盖地的。想表达这种景象，小品显然不够，这也要求我必须得往大里画。

　　此外，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更多地进入博物馆、美术馆，让更多的人来分享我所表达的自然之美，而大画显然更适合承担这个展示的使命。

　　广州日报：现在“大画”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潮流。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周彦生：现在大家乐意画大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五年一次的全国美展，在这种评选、展示形式下，小画比较吃亏。此外，还有攀比的成分在里头，似乎画得越大水平越高。但其实，大画和小画在艺术价值上并无必然的高低之分。我认为，正确的做法，还是应该让内容决定形式。

　　广州日报：总体而言，您对目前国内工笔画的创作水平作何评价？

　　周彦生：这两年都在说“工笔复兴”，其实这里面有水分：工笔画数量多，参展的比例高，是因为很多年轻画家画写意画的功夫不到位，又想参展，那就画工笔画吧。勾线填色，只要有耐心，至少能画得像幅画。但即使是获奖作品，构图、造型、线条、色彩等也是各种不到位；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势，就是喜欢“耍”技巧，比如说很多所谓肌理制作方法——我认为不是不可以，但要明确技巧要为主题服务。

　　很多人现在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和内容创新、构图创新相比，技法创新是条捷径，比如人家用笔画，你用手指头画；别人头发是黑的，你染成绿的、紫的。对此，我很反感，我觉得艺术家最重要的还是真情流露，故作姿态是不好的。现在的人都太着急想要出位，但如果不踏踏实实地下真功夫，工笔画的复兴无从谈起。 

　　大写意最起码

　　要让人看得懂

　　广州日报：世人都知道您擅长工笔，其实您的写意也很出色。

　　周彦生：我36岁之前在河南，主要以画写意画为主，到了广州美术学院学的是工笔花鸟，毕业后又留校任教，这就要求我必须将更多精力放在工笔上。事实上，我一直在画写意，但不多，因为工笔太占时间了。现在年龄大一点，人也放松一点了，写意画的比例在慢慢增多。

　　广州日报：一般来说，工笔画家画不好写意，多因创作方式带来的思维惯性所致。您是如何做到两者齐头并进的？

　　周彦生：首要的是，艺术家本身的修养要全面，眼界要开阔。以我自己而言，色彩学油画的，关系学版画的，整体感学雕塑的，色彩对比学装饰画的。我觉得一个画家在扎扎实实学习规矩的同时，如果能一直保持开放的头脑，人就不容易变僵化，从而更容易触类旁通，不被规矩所束缚。

　　就我平时的经验而言，工笔不能一直画，否则容易受到拘束，我一般都是画一阵儿工笔，就画点儿写意，跟一张一弛是一个道理。

　　广州日报：有一种说法，认为工笔比写意更好画。您同意吗？

　　周彦生：之所以很多人说工笔画好画，是因为工笔画可以先起稿子，然后靠三矾九染，染将出来。不像写意画，大笔在生纸上一绘，修改的余地都没有。所以画写意画，必须要胸有成竹，有一挥而就的能力。但也不能说写意就比工笔难，因为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

　　广州日报：那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写意花鸟？会不会逐渐过渡到大写意的方向？

　　周彦生：我画小写意和画工笔一样，都在追求画面的美丽和诗情画意。

　　至于说从小写意逐渐往大写意过渡，我觉着有这个可能，因为我有比较扎实的基础，也对自己有信心。像齐白石画牡丹，寥寥几笔一挥而就，我也敢这么做。但这里面有个问题：作为观众，如果他对牡丹不理解，或者对写意画不理解，他会想这个画家是不是在应付啊？我比较忌讳这个，因为我始终认为，还是应该尽可能让大家能够接收到我想传达的美感。我的画一直都是雅俗共赏的，我认为美术的目的还是得为大众生活服务，得赏心悦目，让人看得懂才行。

　　文化壁垒会禁锢美术事业的发展

　　广州日报：如今美术界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北京的名家来广东卖画卖不动，广东的画家到北京也“吃不开”。您作为客居岭南的中原画家，怎么看这种现象？

　　周彦生：所谓文化壁垒，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利益问题。

　　虽然这跟一个地区的审美趣味有些关系，但更大程度上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作祟。很多地方，追求打造所谓的“地方名人”，但实际上这些被捧到很高地位的“名人”，在全国可能并不算一流。

　　坦白说，我36岁来广州时，氛围很好，并没有感受到所谓的排外。但这几年，这种不太好的感觉反而越加明显，可能是艺术品市场的红火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文化壁垒。面对这种情况，一个艺术家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技法更加兼容。即便如此，我认为这种文化壁垒确实很难打破。好在我对这种事情并不是很关心，我认真画我想画的画，“圈子”是否欣赏和接纳我不重要，我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是漫长的艺术史，我不会随波逐流，而是选择遵循内心。

　　就我的经验而言，艺术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我在北京就有这个感触，这里也有各种“圈子”，而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但我发现只要画得好，他们不会否定你。

　　广州日报：这种文化壁垒，对于美术创作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周彦生：艺术的发展需要这种互相的交流和借鉴，而文化壁垒的存在无疑会对艺术的发展产生禁锢。一个画家如果满足于文化壁垒保护之下身价的“假象”，并且顺水推舟地搞自我封闭，那其实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因为我深信地方保护主义也好，文化壁垒也罢，它只能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内起作用，不可能永远奏效。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可以在某些地方被人为抬高，但不是长久之事。艺术作品究竟有没有价值，不是一个地方的人说了算，甚至不是当代人说了算，而要交给历史去沉淀，最后才会显露真金。

　　周彦生，1942年出生于河南漯河，198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画科研究生班，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工笔画学会理事，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