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奎的人物画艺术：借古画今

　　左庄伟

　　中国人物画自魏晋始倡导“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传神写照理论，使人物画达到很高的水平，成就的高峰在唐宋，元之后文人画兴起，逐渐成为画坛的主流。文人作画以“天人合一”哲学观为指导，重禅理，着意于借自然物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理想，因此山水花鸟成为主要表现题材；文人作画讲究笔情墨趣，笔墨随情意，尽情挥洒达至得意忘形境界，不求知者寡众，所以山水花鸟取代人物，人物画逐渐走向衰落，20世纪以来，由于民主革命和战争的需要，人物画的宣传功能超过山水花鸟一跃成为画坛主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提倡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直接为现实的时代服务，为大众服务，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人物画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艺术的商品化再次冲击了现实题材的人物画，一度成为画坛主体形象的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形象作为商品无人问津，现实主义人物画再度沦落，人物画家纷纷转画山水花鸟，专事人物画的画家屈指可数，就是在这可数的人物画家中吴元奎先生是位优秀者。

　　我们的社会已进入现代文明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市场经济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也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哲学改变着人对自身的认识，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家对艺术题材的选择和表现，社会的变化引起艺术功能的变化，艺术功能的变化必然引起艺术创作的变化。人物画家们在题材选择方面纷纷转向古代，在古人的世界里寻找今天的人所需要的人物和情节，借古人的故事和形象写今人之情感和理想。这在中国与西方的美术历史上可谓举目皆是。有的“借古喻今”，有的“借古讽今”，有的“借古开今”，也有画古代美人，借以传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情趣。诸如西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达维特画的《贺加斯兄弟的誓言》，《布鲁特斯处决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中国南宋画家笔下的《折槛图》，陈洪绶画的《屈原》，任伯年画的《苏武牧羊》和《女娲炼石图》等等。而吴元奎先生选择画古人题材意在何处呢？

　　在元奎先生看来，当今绘画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给人们带来精神慰藉和享受，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充满了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的竞争，人人都为此而费尽心机，终日生活在紧张和不安之中，倍受折磨的灵魂祈求得到安宁与休息，这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寻觅的，唯有到逝去的古人生活中去寻找，那个世界里充满绿色与生命，充满宁静，自然中无杂无染，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存在于理想和追忆之中，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画家可以在绘画中创造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艺术世界”给人们精神慰藉。用元奎先生的话说：俗世如此喧嚣，何不回到古时代去，到古人中去体会那种现实社会中没有的清风明月，小桥流水呢？正如他在《听松图》一画中营造的那种没有喧闹的，只有清风伴着青松轻微地拂面歌唱声。宁静中隐含流动的生命气息，画中人听得那么安祥专注，此时此刻人生的忧愁烦恼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在《朦胧今夜月》和《微凉不是风》中创造了另一种静境，画中宁静的意境高洁而神圣。在《瑞雪知高洁》画中写了一种今人祈盼的高洁精神。而在《佳境自逍遥》中体现的更是远离红尘凡俗而获得的精神解脱快感。当人们走进自然和自然亲近时，《逍遥天地间》和《心达无喧嚣》所描绘的情境令人与自然暂忘彼此时，人的精神将获得最大的安慰。元奎先生的这种重返古代，将观赏者引导到古代人物中去并非倒退，而是从古代人那里找到一种今时已失去或远离的美好的纯洁，朴素的真情，无忧的宁静精神氛围和无杂无染的自然，这正是元奎先生绘画题材的返古深意所在，是人们现代精神的需求。正如法国现代艺术大师马蒂斯所感所作。他生活在20世纪上半期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他同样感受到我们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他在他那个时代社会现实里创造了一种我们今天称之为“野兽派”的艺术，其实没有一点野兽凶猛的意味，非常人性化，在谈到他的艺术表现理想时说：“我所梦想的是一种平衡，纯洁，宁静，不含有使人不安或令人沮丧的题材的艺术。对于一切脑力工作者，无论是商人或作家，它好像一种抚慰，像一种镇定剂，或者像一把舒适的安乐椅，可以消除他的疲劳。”在我看来元奎先生的回归古代人文题材，追求古人意趣的画，本意是在为今人创造舒适的安乐椅，使人们不安的灵魂得到安息，这正是元奎先生重返古典的现代意义所在。

　　就中国人物画表现语言而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形成了独特的线描造型语言，曾就描绘古人的形象总结了十八种描法，这种富有魅力的艺术语言在现代人的形象创造中很难施展。为了展示线描造型美，当今人物画家亦多选择古代人物，尤其是古代文人仕女，他们那种长袍宽袖的衣纹转折变化极为丰富多样，非常适合线的语言表现，从另一层意义上审视元奎先生选择古代人物题材，不仅仅是借以传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思想感情，也是传达他的艺术表现思想，可以在古人的形象塑造上充分施展他用线的高超魅力。一个画家选择何种艺术表现语言与画家个人的性格密不可分，人们常说文如其人，画亦如其人。他曾经说过：“我画的特点是人物比较工细，取景小写意，而工细的人物就需要线条的表现，相对来说古人的长袍宽袖的衣纹转折表现起来更加丰富，更能体现我的特点。还有，心境的关系确实很大。我的性格比较安静、平和；再说，古人的生活状态更加超脱。所以无论从内容到表现形式我选择重返古代最适合我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

　　中国绘画发展到明清习古风盛，也造就出溯古而行的一代大家，对后来的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山水画首推明末清初的石涛，花鸟画公认的是明代徐渭、清代八大山人，那么人物画唯明末清初的陈洪绶。这位陈老莲一反传统，创造了自己的独特表现语言：画面简洁明快而质朴，强调用线的金石味。他画的衣纹，清圆细劲又森森然如折铁纹，深厚独到。在设色方面艳而不俗，重而不板。他所塑造的形象既重视形象的夸张变形，又重视精神表达的含蓄，他笔下变形夸张的人物更充分展示了自己强烈的主观情感。他以一种特殊的造型形象来传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经他变形夸张后的艺术形象虽有“怪诞”趣，但是很真实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本质，具有超凡脱俗的气量。陈老莲的这种表现手法对后世人物画家影响很大，除了他自己的子女弟子外，扬州八怪中的新罗山人和罗聘，晚清的萧山三任(任熊、任熏、任颐)尤其是山阴的任伯年，他们在造型上明显地承继了老莲的画法。在当代人物画家中有学陈老莲的，有学任伯年的，有的远学老莲，近学伯年，学有创造，成就杰出者唯金陵吴元奎。元奎先生学他们的造型夸张和用线的特点。先辈用线绵细，劲韧，元奎先生画人物的衣纹有明显的老莲和伯年的笔调，讲究疏密变化，尤其在疏密变化中讲究一种韵律感，繁简对比强烈，密处不透风，疏处可跑马，即使在严谨缜密处也有着微妙的变化，他多以曲线行笔，流动活跃而不板，一气呵成气韵俱在，具有灵动的生命气息。在他的画中使用的线条既是造型的语言又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这使我想起古代希腊菲狄亚斯的雕塑《三女神》，虽然头部已损坏，而覆盖在三位女神身体上的衣裙褶纹繁简疏密变化又再现内在身体动势情态，那种纵横疏密变化的褶纹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充满了生命的律动，与时间同在，与日月共辉煌。线条是吴元奎先生主要艺术语言，满幅充溢着各种线运动与变化，长与短，粗与细，斜与直，聚散简约变化多样，内中间以恰当的墨色块面，使画面形成线与面的对比，又使平和的画面顿生神气。在他的《正气歌》中钟进士被画成顶天立地的英雄汉，衣着浅朱间白色，色调雅淡平和，他在冠履处着浓重的墨色，这使画面艺术形象高雅中见神气十足，浓墨一点目光专注，张扬的胡须更增加了豪气，真可谓一身正气势不可挡。元奎先生所画人物形象在面部五官和手足处虽有超越现实的夸张，但这种夸张着意在突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并不丑，也不违背人物的生理结构，他很会把握夸张的度，这度是以表现人物精神气质为标准，绝不是胡乱夸张变形的，如他自己所说：“我所变的部位，都是有据可寻的，应该有的，我决不少画一笔，像人的体积感、质量感，还有重要的结构，我都会很清楚地表现出来。”元奎先生的画面色调处理正和他的品格一样，不张扬，平和而温柔，喜用复色和中间色，色调间差距微妙，整体的视觉艺术效果富有淡雅中和之优美。

　　我们在研究和评价一个画家的艺术创造，总是要联系到对画家的考察。画品如人品，一个人的品格修养都会自然渗入自己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之中，见画如见人。元奎先生是我很早就熟悉的画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以画连环画闻名于画界，在那个年代最普及的绘画样式就是连环画、年画和宣传画，造就了一大批写实造型力强的人物画家。如果说元奎先生的水墨人物画成就，应归功于年青时画连环画的功力。后来不少连环画家转型画中国水墨人物画，有的虽然画幅大了，可是仍隐含着小人书的小气，只是放大了的小画，而在元奎先生的画中没有从小人画中转来的小气痕迹，甚至光看他的画根本看不出他的过去。这完全决定于他后来艺术修养的提升，既保留了他创作连环画的造型功力成就又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人物画成就之精髓，使他立于过去厚实的造型基础之上又增添了中国文人画家的诗书画素养，使他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使他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力求完美，达到了一个高而雅，雅俗共赏，为艺术专门家称道，大众叫好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