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彩的前世今生

　　前不久在江苏昆山侯北人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画泼彩画学术研讨会，给当代中国画研究带来了一个有趣味的新话题。中国画的现状与发展，无论是传统与创新、回顾与展望、传承与改革、区域性与时代性等，似乎已经划定了某些边界。所说的传统中国画，大概就是工笔、写意，或者就是人物、山水、花鸟。所说的水墨实验，似乎也只是针对传统的拆建和重建。100年前，美术界习惯于跟外来文化较劲，中西融合派、中西对立派、中西分流派五彩缤纷。近年来，美术界则貌似习惯于跟自己较劲，徘徊在拆和建之间，拆，不彻底。建，不充分。或者更严峻地说，拆，不可能完全彻底。建，目前也还达不到满足文化消费者的需求。两头不靠岸，自己觉得闹心。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对泼彩画的重新认识，都可以算作是当代中国画创作与研究的一剂良方。中国画从强调“写”到尝试着“泼”，其实古已有之。至少能追溯到唐代。某颠、某洽们不满足于笔墨之法，用“泼”的方式进行绘画创作，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状态让人联想到唐诗的激情澎湃，以及唐代狂草的午夜激情。古人的泼墨，可惜没有保存至今，不像工笔、写意那样有大量作品传世。偶尔见到的，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梁楷的《泼墨仙人图》，以及我们熟知的具备泼墨情怀的米氏云山，在中国美术史上终究没有成为大江大河。

　　20世纪以来的张大千、刘海粟，对泼彩画的重新发掘，其中固然具有整理国粹、发扬传统的内涵，但在艺术家个人履历的相关文献中，更多的则是个人才气的横溢。传统中国画论关于泼墨、泼彩绘画的记载相当少，几乎没有。试图在故纸堆中寻求这一绘画技法的传承方案，答案是郁闷的。而个人才华、文化底蕴和胆大心细的探索，在20世纪以来泼彩绘画的重新繁荣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张大千开始从事泼彩绘画，源于某个夜晚的偶然间成功的尝试。刘海粟开始从事泼彩绘画，也源于中西绘画都已经功底深厚之后的水到渠成。在昆山侯北人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画泼彩画邀请展中的画家，不管是聂危谷的诗意悠扬，或者是何百里的深沉隽永，以及宋玉明的文人情调、萧翰的壮阔情怀，或者是侯北人的那种开宽视野，都体现出先工而后泼的创作历程。说实话，还真没听说过完全没有绘画基础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了泼墨、泼彩绘画的高手。但是，油画抽象画，某些对色彩具有特殊天赋和先天敏感的人，或许可以直接进入其中。这，也是中国画泼彩画和油画抽象画之间最大的悬殊。

　　中国画泼彩画具有现实意义吗？

　　反过来问吧，中国画泼彩画不具有现实意义吗？

　　在昆山举办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各有精彩的论述。笔者认为，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国画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之中，泼彩画理应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说的工笔写意各有精神，其实没有把泼彩画放在话题之中。泼彩画的“泼”并不仅仅是一种洒、泼，也不是让颜料自然流淌、蔓延。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画家的“急才”，在一瞬间直觉判断颜料的形状与物象对象造型之间的关系，从而因势利导、建构作品。

　　另一方面，中国泼彩画的精心收拾，也是一个重要环节。一亭、一树、一人、一舟，精细的用笔勾勒，精致的微造型，跟大块面的泼彩之间产生大与小、宏观与微观、粗犷与精致等多方面的对比关系。这种艺术表现力，及其内在的文化内核，是中国画的工笔、写意所难以达到的。中国画泼彩画的现实意义，取决于其艺术创作的独特性和艺术效果的丰富性。没有任何理由把这种艺术方式简单归结为工笔或写意，泼彩就是泼彩。没有绘画功底，不行。没有才华横溢，不行。没有宽广胸怀，不行。甚至没有笔墨，也不行。中国画泼彩画对笔墨的要求，并不亚于任何工笔、写意，这也是其最可贵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