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如影
关于流行书风的争辩,若干年前王镛跟周俊杰在《书法导报》上的针锋相对,推至高潮,孰是孰非,暂且不议。但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新时代反思旧时代,人心于此也可明了,思想高度也可体现。此后,鲜有人再提流行书风,即便书坛已经存在了新的流行书风,也就是那个一直霸占着展厅的“伪二王”临摹书风,以致今天“炫技”理念的泛滥。不肯承认是“流行书风”的“伪二王”流行书风就这样流行开来了,至于“伪二王”流行书风这类“尚技”理念里还能留下多少人文精神关怀,在以入展为目的的“终极关怀”下,几乎没人去思考。书法创作在以到展厅“赶考”为目的的风气下,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别的追求。
所谓流行,不能仅仅理解为空间的概念,这里面包含着特定的时间段里流行某种特定的审美趣味。正因此,流行的性质决定流行书风的“季节性”。曾经的流行书风,被反对者批为“丑书”,“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甚至有些人把白谦慎的“当代普通人的有意趣书写《娟娟发屋》”也归类于此。
“丑书”流行书风继承的根源是什么?一时半会也真是说不清,总之,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敦煌残纸、简帛书等的发掘,让跟风者眼界大开。记事、药方、契约这些杂记残纸字迹里的“童趣”打动了多少今人躁动的心,极尽心力去模仿,导致部分人的激情误解而显得“瑟缩”,甚至有点畸形,“破”之心很强烈,“立”的效果却不怎么理想。
“丑书”流行书风过后,强调回归传统,想法是绝对正确的,但做法就不那么理想了。“丑书”流行书风退场后,展厅里一派看似繁荣昌盛、实为虚热高飚的“二王”风气,没人再涉猎“奇拙”,集体意识向“妍媚”纵深探索。经典何止一家“二王”?仅仅在“二王”里深度挖掘,面总是窄小了些,而且单纯地在“二王”里开发“技巧”,思路上就出了问题。心有多大,天就有多宽,流行书风已经从一个“千人一面”走进了另外一个“千人一面”的死胡同。
“技进乎道”“书为心画”是也。“二王”是技法的精致,也是人文精神的精致。“伪二王”流行书风的泛滥始于“二王”技法,也止于“二王”技法,不知“二王”里有“魏晋风度”。遗憾的是,“炫技”出类拔萃者停留在书法的表层技法上大肆纵谈“技”文化,以书法文化沦丧的标志点——“炫技”为资质夸口书法之精神,悲哉!
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曰:“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以此观之,书学即人学,“书如其人”是也。古代书者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书法世界,付出了多少的辛勤劳动,笔冢墨池不在话下,为艺是一个精神追求的过程。书以人贵,人之品德不贵,何以为世人传颂?千古传扬的王羲之、颜真卿、苏轼就是艺德双馨的典范。今天为书者之学、才、志如何?由是观之,“伪二王”流行书风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呢?是技法,还是艺术精神?以入展、获奖为目的,其书法本位意识是什么?如果说,“丑书”流行书风是有意夸张变形的话,“伪二王”流行书风就是刻意炫耀技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创作理念的名称问题,而是创作观念的思想问题。“丑书”“伪二王”流行书风都向世人展示了其功利的目的,唯利是求的宗旨何以能“抒也”?所以说,“丑书”“伪二王”流行书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违背了艺术精神。
当代书法创作,从三十年前的书法展览文化兴起时即开始重视视觉效应,正所谓笔墨当随时代吧。因为书法交流的方式是以展览为中心,推动书法发展的载体也是以展览为主体,因而很多书法家有意无意地高度关注书法的形式感和视觉效应。但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尚式”书法创作凸显制作化、装饰化,而书写本身的情感、意境等却集体缺位。事实上,刻意追求“展厅效应”,已经使书法创作完全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关怀和主体精神的依托。
(作者为书法批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