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董其昌：揭秘最见不得人的肮脏一面

董其昌自画像

　　李国文

　　明人董其昌，以书画闻名于世，是一个以艺术成就卓立于中国文化史上的巅峰人物。当下，知道董其昌字画者很多，知道此人其实挺糟糕者很少，有史以来，中国文人最两面性者，莫过于他。

　　董其昌(1556—1636)，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华亭(即今之上海闵行马桥镇)人。早年出身寒门，而且是相当相当的寒，据《云间杂识》，“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土地不多，还很瘠薄，糊口之难，可想而知；成名后遂富甲一方，富到流油，富到连同为本乡本土的另一高官徐阶，比他要大三品的前首辅，即宰相，也对他“膏腴万顷，游船百艘”的家产，自叹弗如。一个致仕回乡的辅座，充其量拿干薪而已。董其昌的书法、绘画，每一字、每一笔，换来的都是真金白银。自古至今，艺术而“家”以后，马上精神变物质，名气越大，来钱越多。钱来得快、来得多，很容易成为暴发户，很容易产生市侩气，艺术家一旦商贾化了，为富不仁，则是必然的结果。而且这个董其昌，除了是书法绘画超群的艺术大师，更是级别相当可观的明朝高官，又是拥有万贯家财的地主豪门。名气、权威、钱财，这三合一的优势让他得意忘形。如果说，他在京城为官时还有少许的谨慎，回到松江华亭，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心遂意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春天，数万江南民众围抄董其昌家，并一把火焚之，就因为他地主而且恶霸，横行乡里，豪门加之劣绅，作恶多端。加之子弟不法，胡作非为，家人仗势，狐假虎威，劣迹丑行，贻祸家乡。老百姓积怨之深，民愤之大，早就恨之切骨，奈何他身居高位，官官相护，奈何他财大气粗，爪牙众多，只好任其横行。但这年春天，由于他强纳民女，采阴补阳，拘押民妇，剥裈捣阴，出了人命案，遂遭遇这场农民运动式的抄家。在中国文人中间，为独一份，在世界文人中间，大概也是独一份。围攻民众，成千上万，四乡八里，啸聚而来，焚其屋舍，毁其资产，砸其牌匾，殴其家人。民抄董宦，野史流传，江南一带，家喻户晓。董其昌的文名虽甚，但不敌其秽名更大，是其一生中最大尴尬。

　　到了清朝，撰《明史》的张廷玉，下笔这位极富争议的前朝人物，是如实道来，还是隐恶扬善，大概颇费周章。作为识时度世、老道精明的官僚，作为极其聪明、极会来事的史官，既不能不说这件事，又不能直说这件事，只好求助于和稀泥了。第一，众意难违，董其昌的书法、绘画、题签，在其健在时，便奇货可居，人皆宝之，入清以来，更是朝廷科考、斋宫供奉、干禄求仕、苞苴贿赂的极品。第二，圣眷甚隆，不但为乾隆欣赏宗奉、赞誉备至、朝夕临摹，得其精神，甚至连康熙也是十分首肯的。两位帝王的赏识高看，撰史的他不能不下笔郑重，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据实直书其臭其丑，惹得年轻气盛而且特别自负的主子不开心呢！

　　董其昌的官宦生涯中，也有值得称道之处。譬如其尊师恤老、仗义行事：“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譬如其教授东宫，敢于直言：“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为帝王讲解开导的意思)，皇长子每目属之。(大概董其昌对朱常洛讲了书本以外不该他讲的话)，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譬如其天启年间，“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列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于笔断”。这些论述都收在董其昌的《容台集》中，可以看到董其昌在政治上的见解、在军事上的谋划、在经济上的韬略。尤其在涉辽事务上，对努尔哈赤之崛起，对边外女真之扰边，多倡防范抵制之策，颇有未雨绸缪之计，稍后一点的晚明志士黄道周，为此书作序时，也承认对董认识之不足：“昔者睹先生之未有尽也。”所以，清廷修《四库全书》，因此书多有触犯清政权的忌讳，而被列为禁书。

　　这便是董其昌光鲜的一面了，“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儒雅潇洒、洒脱斯文的成功艺术家，在《笔断》的宏论谠议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深谋远虑、远见卓识、抱负不凡、真才实学的成熟政治家。

　　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举进士，时年33岁，一直到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逝世，享寿81岁，非常巧合的是，董其昌政治生涯开始之日，也是他艺术生命肇起之时。据说，那年科考，他名列第一，但是他试卷上的那笔字太蹩脚了，主考将其改列第二，这使他大受刺激，从此埋头练笔。华亭本是书家云集之地，具有天赋的他，很快就出类拔萃、扶摇直上，并触类旁通，兼及绘画，直追前人。于是，声名鹊起，视为一时之俊。

　　这样一位看来完美的人物，在其五十年的官场活动中，虽然他玩政治的段位很高，虽然他搞权术的智商很高，尤其他公关的实力相当雄厚，他的字画就是无往而不及的利器。然而，在权力中心这个高危领域里，而且是风险指数最高的朝廷中间，聪明以至于狡猾如董先生者，也有难保藏掖得不够严实之处，于是，人们便看到他不完美的负面形象。

　　董其昌在官场上的得意、政治上的跃进，是不大令人信服的。他所担任过的湖广提学副使、督湖广学政，以及谢绝不就的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等职，都是相当显赫的差使。接着继任的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随即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更是人皆艳羡的宠遇。最后，竟升迁至南京(明朝自永乐起，北京为首都，南京也还是首都，设有同样政府架构)的影子内阁中拜礼部尚书。南都虽无实权，不是肥缺，但个人名位却因此水涨船高。

　　当他风头最劲时，谈禅解文、读碑作画、花前题字，月下吟诗，可以形容为京师第一忙人。那时，要是有报纸，有电视，他绝对是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就看他既是铁杆东林党人王元翰、创党前辈赵南星的座上客，经常请益，差点把门槛踩破，又是东林人士所看不上眼的李贽、公安三袁、陶望龄、焦竑、陈继儒的老朋友，来往密切，吃喝玩乐、高谈阔论；他既是首席阁臣周延儒的知音，得其庇护，又是大学士叶向高的知己，受到垂青。能够不分兰莸，走动两府，正邪通吃，皆表忠心。他不但出力支持为人所鄙视的阮大铖，为其奔赴说项，甚至对内廷有实力、有头脸的宦官，也断不了联络巴结，趋迎邀好。尤其对魏忠贤，更是卖力逢迎。“当其盛时，尝延玄书画……魏珰每日设宴，玄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帧……魏珰喜甚。”……总而言之，其骑墙左右之得心应手，其人前人后之两面三刀，其八面玲珑之奔走讨好，及其书画墨宝的凌厉攻势，可谓无坚不摧、无攻不克、无求不应、无往而不利。尤其他身段灵活、进止得当，有可为时京师活动，无可为时作画卖钱，有险情时回乡避风，有压力时逃遁江湖，官越做越大，钱越捞越多。人称“巧宦”，这当然不是恭维他了，可见同时代人对他也是颇为诟病的。

　　董其昌写过一首小诗，诗不长，诗题较长，《画家霜景与烟景渚乱，余未有以易也。丁酉冬，燕山道上乃始司文，题诗驿楼》：“晓角寒声散柳堤，行林雪色亚枝低，行人不到邯郸道，一种烟霜也目迷。”这大概是他又一次从京城官场的政治漩涡中逃脱出来，回松江华亭途中所作。对于明天，对于前景，对于将来重返天子脚下捞取政治红利的可能性，对他这样热衷声名，贪婪功利的两面人物，不可能不感到迷茫和失落。正如眼前混沌朦胧的一切，看得见，摸不着，究竟是烟乎？还是霜乎？只能存疑，惟有在忐忑中期之于来日了。细细品味，这首七绝倒是他的心理独白。

　　斗争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傻子了。倘不想被人在胸口上捅个窟窿，而是想要割下对手的脑袋，作为政治动物的他，必得膺服这种官场的丛林法则，也是可以理解的适应。凡是经历过20世纪后半叶政治运动的过来人，如果记忆力还未完全退化，还未进入老年痴呆状态，大概应该记得对于那些能逃脱一次一次运动，而未被波及的幸运儿，你除了羡慕和自艾自怨外，有什么理由去责备别人呢！所以，董其昌为官半个世纪，怕是连一份自我检查，也未写过；怕是连一次批斗会，也未经过，你不能不佩服他进退得当的身手，不能不赞叹他游刃有余的功夫。  

　　然而，到了万历四十四年，年届花甲的董其昌终于藏掖不住他正人君子的另一面，遂闹出来“民抄董宦”这样惊动东南半壁江山的特大丑闻。

　　董其昌骄奢淫逸，老而渔色，时届花甲之年，犹拥多房妻妾，而其欲念膨胀，色心强烈，遂导致强劫民女，迫其为妾的事件发生。他之耽迷房中术、豢养方士，淫靡成风，自是明代颓废的士人习气。不过他更为变态，淫污童女，行事嚣张，倚财仗势，略无顾忌，惹翻了乡亲邻里。接下来，不思收敛，反而猖狂，更不择手段，进行打压，私刑逼供，欺人太甚，惹得天怒人怨。即使出了命案，还毫不在乎，反打一耙，告状在先。横行乡社的董其昌，被人呼为“枭孽”，称之“兽宦”，可见其为非作歹到何等地步。于是，民怨沸腾，终于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据明人无名氏《十五十六民抄董宦事实》，其暴乱现场的描写，称得上早年版的湖南农民革命运动。“自此无不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粘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

　　在中国，文人被抄家，可谓家常便饭，小菜一碟。有皇帝的年头，兴文字狱，官员来抄，衙役来抄；没有皇帝的年头，大搞“文革”，红卫兵来抄，造反派来抄，但此次民抄董宦，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破坏之重，是破天荒的。“文革”期间，北京体育馆批斗彭、陆、罗、杨，参与人数多不过数万，但董其昌遭遇的大场面，人山人海，号称百万，这数字有夸张成分，事属必然，但那些天里，外地群众齐聚松江，本地百姓围观起哄，闹事风潮裹挟十来万人，当是可能的。那场面，那声势，远胜“文革”批斗，要浩大得多。到了十五、十六两天，事件达到高潮。“自此民怨益甚，日多一日。又次早十五行香之期，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自府学至董宦门首，拥挤不得行，骂者不绝口。董仆知事不济，雇集打行在家看守，而百姓争先报怨者，至其门先撤去旗杆，防护者将粪溺从屋上泼出，百姓亦上屋将瓦砾掷进，观者群持砖助之，而董宦门道俱打破矣。一人挥手，群而和之，数十间精华厅堂俱拆破矣。至次日十六日百姓仍前拥挤，加之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知来报怨者，俱夜早齐到，于本日酉时，两童子登屋，便捷如猿，以两卷油芦席点火，着其门面房。是夜西北风微微，火尚漫缓，约烧至茶厅，火稍烈而风比前加大，延及大厅，火趁风威，回环缭绕，无不炽焰。时百姓有赤身人火中，抢其台桌厨椅，投之烈焰中以助火势者。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中矣。”

　　由于其最见不得人的肮脏一面，劣迹斑斑，暴露无遗。这段顶风臭四十里的秽史，使古往今来的拥董的粉丝，对此公两面性之强烈反差，无法解释。一个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主恶霸，一个为世所公认，书画双绝的艺术大师，两者之间，可有一丝一毫相同之处吗？

　　也许上帝比较吝啬，不给人百分之百，精明机敏的董其昌，终于藏掖不住其不光彩的另一面，斯文扫地，而成人生败笔。

　　(摘自李国文著《文人江湖》，作家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