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照堂(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
读书,要读懂“老子”、“电子”和“‘老子’”。第一个是所说的古先哲老子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电子”指当下的电子时代,“‘老子’”则是“我”,是自己。他们与民族性、现当代性、艺术个性有何关联?“老子”引申为民族性,“电子”代表现当代性,而“‘老子’”则指艺术个性。画家必然具备民族性、现当代性、艺术个性,但水平却因人而异,若解决了民族性、现当代性、艺术个性,许多艺术问题便迎刃而解。
很多人将民族性理解为用中国笔和墨画中国画,而我认为民族性要讲高度、深度与厚度。体现在画中,国画家要追求深刻的民族性与传统性的深度,而油画家则表现出中国的民族气派、民族特点,如油画《开国大典》等经典优秀作品。而不只是将民族的形式、手法直接套在油画中。
一直以来,我们在油画中国化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我们也要清楚,油画并非发端于中华民族,要在油画中和谐地、深刻地、高度地表现出中国的民族气派、民族特点,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淌过一段艰苦历程。对于中国画而言,虽然有着深厚的传统,但当今的画家不一定具有较深的民族性。许多国画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吃不透,将国画画成西画或“多西少中”的画,只剩下宣纸与墨,变成了只是中国人画的画,而不是传统中国文化价值意义上的国画,缺乏了中国文化精神内魂,民族性则越来越少。试看齐白石与黄宾虹,以民族精神的精华入画,100多年过去了,其作品仍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且随岁月越来越显现,为美术界及历史与未来所公认。黄宾虹与齐白石画中表现出的民族性却有所不同。黄宾虹格调高雅,齐白石则更贴近民间,但不妨碍两位国画巨匠表达民族精神,在画中展现较高的民族性。
说到国画的“现当代性”,很多人认为是把西方的绘画形式、观念搬到国画中,但我觉得现当代性应该隐藏在传统国画中,虽是传统的画种、笔法,但却表现出现当代的生机与勃勃。黄宾虹的国画,虽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洗礼,但同样表现出深沉的现当代性,放在世界当代艺术上毫不逊色。林风眠的画虽表现出较强烈的现当代性,但我觉得黄宾虹画中的现当代性更高明。为何?因为林风眠的现当代性浮之于画面,而黄宾虹的现当代性隐藏得很深,体现在精神上的“内美”而不是形式上。
传统国画要经过历史与时代的洗礼、考验,抛弃传统其中腐朽没落的糟粕,表现出生机。即使画的题材是古人,也有现当代的深刻审美,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一般而言,“当代性”没有经过考验,需要自己判断和选择。画家可以借鉴现当代西方的绘画形式、观念,融入国画之中,但不能因此代替国画的现当代性。
“艺术个性”并不等同于人们平时所说的个性。“艺术个性”是经过生活历练、学习、修养而形成的,进而反映在艺术中的个性。这与“画如其人”如出一辙。“画如其人”的“人”并非我们看到的生出来的人,而是经过一定的生活历练与文化修养,并将其体现在画中的人。
民族性、现当代性反映在画家的艺术个性。艺术个性亦有其高度、深度与厚度,体现在画中便是其艺术价值。绘画需要“艺术个性”,但许多画家整天挂在嘴边的“艺术个性”与所谓“创新”,便泛滥成了最没有个性的观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曾提出过“中国画毋须创新。”的论点,恰恰这句话本身就是创新,为什么?因为中国画要挖掘其高度、深度、厚度,开掘传统,而不太看重表面的、浅薄的“创新”。
说到创新,中西方文化区别很大。西方特别是现当代文化,一切以“新”为主。一些画家学习西方现代派,虽说是自己的“创新”,但作品带有明显的梵高、塞尚、达利等西方大师影子,细看便能看出模仿的痕迹。这种文化理念传入中国美术界,导致许多作品的思想内涵比较浅薄。
然而,中国文化以深刻为主,古传统国画家在创作时,会在落款处附上“拟某某画家”、“仿某某笔法”,强调是学习传统大家之作,而不去强调是自己的创造。为何会这样?因为传统的国画,以学习传统的博大精深为荣,其作品才更上一层次。如今许多国画家接受西方观念,这种中国传统逐渐消失。有评论认为这是一味模仿,不思进取,但其实准确来说不是模仿,而是从中发掘出更深刻的东西,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一如既往追求中国画的高度、深度与厚度,反映在作品中,便是笔笔有来历。如今中国逐渐强大,体现在艺术上,我们有条件反思,站在巨人肩膀上提高,比起只是自己关起门来思考,会更有深度高度。
判断一个艺术家的艺术水平,很重要就是看艺术家对于民族性、现当代性、艺术个性的思考与实践。民族性、现当代性反映出画家的艺术个性,最终反映在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