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余闲话：画鬼容易画人难

　　■魏春雷

　　浏览媒体上的名家书画小品展，多为简笔水墨，充其量是几分钟的活计。并非费时不多作品就不好，白石老人寥寥数笔的花卉册页，笔歌墨舞，生机盎然，笔简而意足，让人玩味不尽。而眼前的除了小以外，实在找不到美，水平不济咱就态度好点，卖卖力气，也算“没功劳有苦劳”，偏又矜持笔墨，点到即止。本该挺好的一个展览，给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自己不拿自己当回事，没人拿你当回事的日子就不远了。

　　时下画坛，小品颇为流行，其中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笔会、展览的应酬与市场推广中价格的低门槛等，不过，平心而论，其中能留住人们目光的微乎其微。水平自是有限，何况本来已经“减料”了，还要“偷工”，寥寥数笔，粗中有粗，让人一览无余，复杂一些也往往是简单的符号堆砌，不说味同嚼蜡，也是情趣寡然。我们看任伯年、齐白石、潘天寿等很多册页、扇面等小品，常常是简之又简，而构思的独到与笔墨的韵味，已经足以让人叹为观止。

　　各种形式、名目的名家书画邀请展越来越多，但充斥其间的相当数量的应酬之作，让人不免生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喟叹。

　　白石老人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引得不少智者也玩起了“专业”，花鸟虫鱼，专啃一种，似乎找到了终南捷径。殊不知以上诸家无不在生活、传统中摸爬滚打，练就一身好功夫，有点石成金、着手成春的本领，厚积薄发，无不可观。世人仅看到冰山一角，但知“窥斑”而不能“见豹”，与盲人摸象何异？

　　郭熙《林泉高致》讲：“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时人作山水多沦为“形式主义”，动辄满篇的点、刺目的色，残山剩水或是荒村野店，荒疏不堪或是阴森可怖，就是看不到阳光、看不出生气。“画得像画”，这看来最简单的要求已经很多人难以做到了。

　　放眼画坛，能画得像的比比皆是，画得有味道的微乎其微——既然心理上还脱不开“像不像”的桎梏，想在手下表现出如何变化，实在是痴人说梦。正如写诗，能写出合乎格律的所谓诗的并不少，但有诗味儿的却凤毛麟角。像不行，那就玩变形。花样翻新的种种变形与夸张，多有“人造”味道，表面文章，在“画不像”与“不画像”之外也只有青睐写实一路的——恶俗还不如媚俗，后者总还能带给一些人浅层次表面化的好感，而前者徒增污染，何况那些所谓的新风格多是“画鬼容易画人难”之类。

　　比较而言，任伯年的东西似乎更像“中国画”，而蒋兆和、黄胄作品的感染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对于“新”而“美”的东西，我们大可不必拿所谓的传统来说事儿。传统是活的，自古至今，历代经典异彩纷呈，非要强分轩轾，画地为牢，不免作茧自缚。

　　对于欣赏者来讲，美是第一位的。只求新，极可能流于野狐禅，而既新且美方为高明，若资质有限，只能退而求其次，则舍新而就美，不失为明智之举。

　　对于相当多的画家，缺的不是“思想”，而是技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对着自己的作品侃侃而谈，满口的“思想”、“理念”，听着似乎有些道理。这时候我喜欢把它们和大师的作品放在一起，大师不用对自己的作品作语言的陈述，作品会说话。

　　何水法的大写意花卉，墨与色的效果有独特的面貌，所谓“水法通时八法通”，浓而能渗化，用色斑斓绚丽，艳而不俗。用笔注意“写”，讲究回笔，注意呼应，节奏跳跃，富于动感。具体笔墨造型处理时有画谱忌讳之处，当是明知故犯，不觉突兀，别饶生趣。

　　在小品当中，对物象造型的要求往往让位于笔墨趣味的表现，这也是许多画家包括人物画家热衷小品的原因之一。

　　用毛笔也好用硬笔也好，在审美原则上是一致的，指头之于毛笔，类似硬笔之于毛笔，其间的差别，可以说完全是工具特性造成的。近年印坛蔚成风尚的陶瓷印，也是这种情形。指头、硬笔、陶瓷，工具材料的变化对其艺术效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相对于毛笔石材，它们的局限性也毋庸讳言。正因为这样，指头、硬笔、陶瓷来作画写字刻印，自然可以别开生面，但也只能占一席之地，对于传统的毛笔石材，更大可不必生出取而代之的志气。以指画驰名的画家，几乎都是以毛笔为基础的，或者说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尽管在指画上投入的精力有多有少，但总体上看，差不多还是可以算作“偶一为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