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市场关注的当代水墨

潘公凯的《一团荷气》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中国当代水墨专场中以220万港元成交。（佳士得供图） 刘丹的当代水墨作品 《罂粟花》（局部）（资料图片）

　　近年来，当代水墨在艺术品市场风生水起。在刚结束不久的香港秋季拍卖会中，香港佳士得中国当代水墨专场总成交额达6067万港元，成交率达98%；香港苏富比当代水墨专场总成交额达2480万港元，超出拍前最高估价近一倍，成交率高达95%，其中八成半拍品均以超越高估价成交；保利香港设置的“中国当代水墨之中国当代新水墨”专场中，总成交额为1186万港元，总成交率达81.25%，是此次保利(香港)所有专场中成交率最高的一场。

　　而当代水墨市场一边被看好的同时，一边也引起学术界纷纷的争议。当代水墨究竟该如何定义？其市场行情是“真火”还是“虚火”？又该如何看待当代水墨未来的发展趋势？针对上述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业界相关专家学者。

　　概念混杂的当代水墨

　　对于很多人来说，当代水墨也许还是个新颖的艺术品名词。当代水墨究竟是什么？策展人、艺术评论家夏可君告诉记者，一般而言，并没有当代水墨的明确概念。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真正新的水墨。“水墨经过了几个阶段，主要从八五新潮以来来看，江苏新文人画接续传统的笔墨线条，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实验水墨主要以西方的观念制作水墨，水墨成为材质独特表现力的负载，直到最近几年兴盛的新水墨，严格说并没有当代水墨这个概念。而当代的新水墨乃是一个混杂的概念。”

　　夏可君表示，当代的新水墨并不清晰。有着抽象水墨，有着新文人画的继续，有着当下70后的那种视觉化的水墨，有着小清新的水墨，还有所谓新工笔，还有观念水墨以及影像水墨，现在我们只能描述这些状态，还无法断定水墨的当代性如何。“但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有着未来的水墨，有着国际化的水墨，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过滤。未来的国际化的水墨肯定不是传统已有的样式与技术，不是当下已经出现的这些样式，但另一方面，一定与水墨性有着关系，这是要去思考水墨性后面的精神意涵。”

　　随着当代水墨的不断传播，学术界向来也多次展开讨论，各有不尽相同的解释。比如画家吴冠中曾提出“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当时引起颇大影响。在夏可君看来，关于当代水墨的讨论，自然带来了一些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吴冠中先生的观点对于当时保守的水墨状态是有着冲击力的，但是放弃笔墨是否还是水墨，这是一个问题。”夏可君认为，不可能放弃水墨性。“水墨性不是水墨，而是水墨隐含的一些可能的潜能，水墨可以再次发生的新机制，水墨与自然的关系，这些要素还有待于重新思考。”

　　透过表象看“水墨”

　　尤要一提的是，当代水墨在当下的艺术生态中，其实仍处于略显尴尬的位置，也受到了不少批评，有人觉得它扭曲了“水墨”的传统精神，又有人觉得它其实就是国外那套叛逆的、实验性的艺术范式。对此，夏可君强调，水墨在当下，仅仅只有当下化的水墨，并无当代水墨。“水墨精神有待于在未来重新生成出来。传统的精神也必须更新，这是面对现代性的危机而发生的，不是凭空想象的，也非商业操作的，还不是意识形态推崇的，而是个体面对时代危机，面对材质的可能性，面对技术的新发现，重新让水墨发生。”

　　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则认为，因为是新的探索，那就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和摸索过程，所以如果当代水墨有一定的“尴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批评的声音在所难免。“不能否认当代水墨有很大比例是走了国外叛逆的，实验主义的道路。这类更多是模仿而非探索，不值得过度提倡和贬低，我个人以为，它就如天边的云，总会飘然。历史是最好的审判者。”阎焰说，“当代水墨现今被业内和社会的接受度相对比较低，估计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宛若河谷淘金，要无尽的淘洗和时间，才能看到金砂。”

　　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副总经理谢晓冬看来，无论说当代水墨扭曲了“水墨”的传统精神，还是称其为国外叛逆的、实验性的艺术范式，都是对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创作的一种漠视。“就我的理解来说，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当代水墨确实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了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特色，这样的品种将来是有生命力的。同时我注意到，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现在处在历史前所未有的跟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当代水墨有着西方的一些观念和图式，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这也不能简单认为它是一种纯粹属于西方的。实际上它是属于现代社会体系，当代水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做出一种艺术的创新，符合历史发展的需求，也是将来能够在艺术史上站住脚的。”

　　谢晓冬强调，“社会上出现的关于当代水墨简单的‘模仿说’，是没有看到我们处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当中、变化了的语境当中。传统艺术不可能没有一些现代的观念，或者图式的影响。”谢晓冬认为，笔墨也不是中国画的唯一传统。“中国画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多元化的传统，它既包含了笔墨的传统，又包含了颜色的传统，包含了构图范式的传统，也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审美范畴、类型和理念。我认为那些对当代水墨的实践方向，持有较多否定的人，一是没有看到传统的博大精深，二是没有看到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当把这两个语境抽离掉之后，只看到模仿，只看到跟风，都是非常表面的现象。实际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努力。而且最近这些年，中国当代艺术家创作成果，实际上都是令人瞩目的，国际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艺术家有信心。”

　　现代书法发展成当代水墨

　　那么，如果当代水墨未来要发展得更好，有所突破，又该如何处理好“传统性”、“时代性”、“创造性”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夏可君表示，水墨必须解决三个时态：一个是传统的关系，不是回到传统，而是重新挖掘传统的潜能，面对现代性危机还有那些潜能有待于挖掘；一个是时代性，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到底是什么？艺术如何超越时代而提取出一个精神形态出来？一个是未来性，这是与创造性的关系了，需要自由与想象力的经验，否则不可能，当然还需要学习新的视觉感知技术。

　　此外，夏可君认为，当代水墨过于混杂，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新的实质精神。“除非在视觉形式语言上，在材质感知的新发现上，即对笔性与纸性，墨性与水性，观看方式与修身模式上，以及对自然化的态度重新深化上，有着新的发现，才可能出现新的实质精神。”

　　阎焰告诉记者，就他了解，现今大家所讲的“当代水墨”并非凭空而出。“在30年前就已经有一批艺术家们开始了探索，主要集中在书法界，那时叫做‘现代书法’，这批早萌的艺术家，多具娴纯的传统书法功底，精于临池，所以当时的探索今天看来非常有意义和价值，但毕竟太超前，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今天算来当时的那批探索者多已古稀了，他们已经成为历史。”

　　阎焰认为，今天的条件和艺术商业环境远好于30年前。当年的“现代书法”探索，已经被今天的书法家、画家广泛使用，发展成为“当代水墨”。“但我认为，任何探索都要有根有源，如果今天的艺术家能更好地植根传统，再进行有意的探索，‘当代水墨’应该可以成为艺术花园里的一朵艳丽之花。而所谓的‘植根于传统’，就是笔墨一定要有出处，完全凭空而为之涂墨泼水是没有出路的，‘文心载道’，‘文’是核心，可以理解为‘文化’也可以理解为‘文雅之气’。如此者，水墨方会具有神采。”阎焰还强调，当代水墨客观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形态，也是一种艺术探索，可以讲，是当代美术中的一个新事物，新事物就会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当代水墨的实质就是新，就是探索。”

　　商业不应该盲目操作水墨

　　值得关注的是，从2012年至今，国内艺术机构频繁举办当代水墨的艺术活动。从香港苏富比、佳士得到内地的保利、嘉德，各大拍卖行都开设当代水墨的专场拍卖，很多拍卖行为当代水墨艺术单独成立部门，使得当代水墨在当代艺术板块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对此，谢晓冬认为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古代书画和近现代书画的资源在不断匮乏，一些作品经过拍卖之后，就在藏家手中沉淀下来，短期之内不会留在市场，成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拍卖的进行，可以在市场出现的作品越来越少，为了维持拍卖交易额，那么拍卖公司势必开发一些新的项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书画成为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项目。”

　　谢晓冬说，随着古代书画和近现代书画的价格越来越高，藏家若继续收藏，对财力是更大的挑战，而且有时就算有钱，也不一定能收藏到合适的作品。“从这个方面来讲，藏家也想建立自己的体系和影响力，也得寻找新的项目领域。所以从藏家和拍卖公司的视角来说，都存在一种客观的推动力量，进行当代书画的拍卖收藏。再者，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当代水墨也属于当代艺术的范畴，是对中国传统水墨书画的继承和发展，是跟文化艺术传统紧密联系的。当代水墨随着时代切合新的艺术表现和艺术形式，自有其必然性。我们看到很多重要当代艺术家的创新，应该说，他们非常好地处理了传统和创新、中西文化之间的平衡和融合，从这个视角来说，我认为当代水墨注定会进入历史。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之下，当代水墨被越来越多的藏家认可，创造出很高的价格纪录，都是非常合理的。”

　　谢晓冬还告诉记者，中国当代水墨专场这两年获得了很大的进步，跟拍卖公司和画廊系统的互动有关。他说，大家都在分享一套日趋相同的核心的名单系统，这反映了在学术上、在价值认知上，关于当代水墨体系日趋形成一种共识，这跟学术评论界也是紧密结合的。“古代书画和近现代书画之所以比较繁荣，有更多的收藏群体，有更多的权威性交易平台，是因为在这两个领域在美术史上基本已经定型，相关人物的价值地位都得到比较公允和客观的评价，但是当代艺术处在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很多人、很多艺术品能否进入历史，大家并不清楚。但通过观察这两年画廊系统和拍卖公司的进步可以发现，大家都具有比较认可的当代水墨艺术家，这说明关于这个市场成熟的基础已经到来。”

　　对于当代水墨在艺术品市场的迅速崛起，在夏可君看来并不意外。但他强调，商业从来无法引导当代艺术，越是操作越是损害当代艺术的可能性。如果水墨有着当代性与未来性，商业不应该盲目操作。需要十年的积淀才行。“去年和今年水墨很热，但到了明年下半年会降温，不会持续太久。”

　　阎焰则认为，拍卖商业市场争相开设专场，“关注”于眼前的“当代水墨”更多的是商业考虑，追求新的商业增长点，而并非单纯看好“当代水墨”。“所以说，一切的社会认知及商业市场的广域接受，都要艺术成果的本身艺术价值做支撑，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任何以为‘当代水墨’的参与者、创作者，归根结底要完成自我的积累，在艺术上站得住脚。”

　　水墨前史

　　水墨画，传统指纯用水与墨所作中国画。最早始于唐，晚唐《历代名画记》作者张彦远曾言“运墨而五色具”，指出墨的浓淡变化可概括色彩。

　　五代水墨山水画初成，代表画家有荆浩、董源、巨然。

　　宋代，随着“文人画”兴起，水墨山水达到高峰，风格日趋多样，既有郭熙、范宽(北宋)代表的“全景山水”，也有马远、夏圭(南宋)擅长的“边角山水”等。

　　元代，文人画盛兴，“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发展山水画笔墨技巧与情趣。此外，出现“墨花墨禽”，以墨代五色来表现花鸟植物，代表画家有王渊、王冕、张中。

　　明清，山水、花鸟、竹石写意水墨画渐成主流，代表画家有徐渭、陈淳、“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僧”、“四王”、“扬州八怪”(金农、黄慎、郑板桥等)。

　　20世纪，早期社会动荡，水墨画由文人画转向现实主义题材；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改造中国画”成为共同探讨命题。代表画家有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潘天寿等。(网文)

　　当代水墨在深圳

　　对水墨艺术的探讨，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其中不得不提到为此作出颇大贡献的“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作为由文化部批准，深圳市政府主办、深圳画院等专业艺术机构承办的常设性、国际性大型水墨活动，“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成功地举办了八届，旨在弘扬水墨画艺术传统，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成为海内外水墨画家切磋艺事，联络感情的一个重要学术场所。

　　深圳画院院长董小明告诉记者，1988年的北京国际水墨画邀请展，是改革开放后由中国主办的第一个国际性美术展事，改变了当时中国美术国际交流处于被动的局面。选取水墨画种，意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上世纪80年代末期，北京一时缺乏继续举办的良好氛围。“1992年我已来到深圳，与中国画研究院和全国美协共同酝酿在深圳继续举办水墨画邀请展。当时改革开放的南方，为这项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充足的资源。继而我们又打造了‘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和‘深圳水墨论坛’，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画革新和向世界弘扬中国艺术的平台。对传统水墨艺术走进当代，走向世界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董小明认为，近二十年，持续八届的“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把握着中国画当代进程的脉搏，提出一系列学术课题，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位画家学者、数千件作品和论文在这个平台交流，在中国的南方形成了一个水墨艺术的中心，也为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积聚了艺术的资源。“深圳本土的水墨艺术创作也紧贴时代和生活，率先探索和实践。从‘深圳画家画深圳’的活动，到‘城市山水画’的创作研究，再到‘都市水墨’这一当代中国画革新的重要课题的提出和不断进取；同时对传统中国画的表现域和表现力尝试拓展和突破，努力打造传统水墨艺术的当代形态。催生了一批优秀的水墨作品，成长起水墨画家的队伍。”董小明表示，2015年将举办第九届双年展，在水墨艺术蓬勃发展和广受关注的当下，继续中国美术的当代转型和深圳城市的文化创新。

　　在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看来，“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已经举办了八届，肯定为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推广提供了助力。“但是我个人以为，下来更多的工作是提携新人，助推新人，同时提供更宽广的学术理论支撑是很重要的。这体现在做好学术梳理、学术探讨、学术推广和展览，而不单单是过度考虑市场的商业接受度。”阎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