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教我学书法：启功独创大字报体

　　陈启智

　　大字报体

　　脚步声近了，我从席棚空隙里观望，果然是治保处的两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是被我们戏称为“鼠须”的小瘦子。幸而我躲得快，没有被发现。等他们走远了，我才从树后出来，也不敢再揭，赶快返回宿舍。小风一吹，我忽然感到背后阵阵凉意，原来刚才惊出了一身冷汗……

　　揭大字报的事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所以，残片不能在学校整理。周末，我就将残片带回家，关好门，拉上窗帘，在灯下用剪子把字剪下来，贴到一个小图画本上。由于仓促，撕得不齐整，所以剪贴时多不成行，有的是半行字，有的是两三个字，有的就只剩单字了。因为本子薄，很快就贴满了。

　　后来老师回首往事，称自己的字为“大字报体”，还说自己的胆量和气魄都是通过写大字报练出来的。这话中有老师的独特感悟，破墨秃笔劣纸，没有负担，可以挥洒自如，但也有半开玩笑的性质，并不能全当真，应理解为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讥讽。

　　早在“文革”前，启功老师的书法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得到了包括郭沫若先生在内许多专家的赞誉。郭沫若先生曾说，中国当代称得上大书法家的仅四人，即林散之、启功、沙孟海、沈尹默。还有人说，近当代书法家，如果放到魏晋唐宋时期，能与书坛开宗立派的巨擘比肩的，只有启功一人。这个评价并不过分。老师学书“碑帖并重，尤重临帖”，他最初学智永的《千字文》和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体，后来又临摹赵孟頫、董其昌的笔法，再后又学欧阳询的刚柔相济，最后学柳公权，强其筋骨。而贯穿始终的则是“唐人写经”，特别是“敦煌写卷”。老师在《论书绝句百首》中第十八首的注释中云：“余遂求敦煌石室唐人诸迹而临习玩味，书学有所进，端由于此。”老师自己总结说：“在临习各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融会贯通和独自创造，我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风。我不在乎别人称我什么"馆阁体"，也不惜自谑为"大字报体"，反正这就是启功的书法。”另外，老师对于汉字结构的理解更是天下独步，所以他从不会写出结构不精确的丑字。我现在写的字之所以能比一般人略好一点，也是完全得益于用心领会到了老师关于汉字结构的真谛。除了书法本身的书写技巧高超，老师还是文化大师。故书法界评论老师的书法：“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赏者觉得意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老师的书法，如他的人品学问一样，秀挺，博雅，才气横溢，风流洒脱，带给人以美不胜收的视觉享受。

　　老师之书法，可谓独擅胜场，对书学理论研究也最精深，在社会上名望最高，影响最大，因而大多数人都认为，老师的成就，书法当属第一，超过了他文物鉴定、古典文学、古汉语、诗词创作，乃至绘画诸方面的成就。这种认识是否得当？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老师在各方面都具有极高水平，难分伯仲，却是事实。老师曾说过：“我一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原因在于老师熟谙书法史、绘画史，又有对古文字学、古典文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文献学精深的研究，本人又有书法、绘画的创作经验，看到古代名人真迹最多。青年时的老师，跟随贾羲民老师学习书画和鉴定，经常随贾老师去看故宫的书画藏品，而且边看边讲，边听边记。故宫的藏品每月更换一次。如此长年观览、鉴赏书画珍品的机遇，当代恐怕只有老师一人。综合多方面的实力，便使一般鉴定家望尘莫及。

　　百花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