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教我学书法：学生也揭老师的大字报

　　陈启智

　　揭大字报

　　老师当时用的纸，就是学生手中常备的、最廉价的、薄的道林纸。老师经常坐在背向宿舍门口的书桌前，将毛笔笔头直接伸进墨水瓶中，蘸足了钢笔水，再将笔毛在瓶口处掭几下，挤出多余的墨水，就可以在这种纸上写字了。这种纸的特点是光滑而且不吸水，所以墨水较长时间停留在纸上，笔画就显得深浅不一了。但这并不影响老师字体的雅美。可见，字的好坏，决定性因素是人，书写工具终究处于从属地位。

　　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我得到的这两张字，虽然字数很少，却意义非凡。它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记录了我纯真的情感、执著的求学态度，以及老师精湛的书法和随时因人施教的高尚师德。要知道，那时的老师还处在半被监督改造的阶段，因而更为难能可贵了。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对“四大”知之甚少。而在“文革”中，“四大”泛滥成灾，甚嚣尘上。“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首当其冲的即是大字报。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聂元梓炮轰北大党委的大字报，随即“造反有理”之风席卷全国各个领域。大字报则铺天盖地，掀起一个个“批斗”的高潮。大字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准则，谁都可以书写，谁都可以张贴，而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可以暴露他人隐私，可以乱扣任何骇人听闻的帽子，任何人都可以被批判、攻击、谩骂、诬陷。

　　北师大的大字报席棚长达数百米，分布在校园几条主干道两旁，连绵不断，甚是壮观，两三天即更新，有时墨迹未干，即被新的大字报覆盖，毫无道理可言。但无论怎样针锋相对，鸡吵鹅斗，字迹总要清楚，让人看得明白，于是各派都安排写字好的人来书写。启功老师恰是在这时被中文系红卫兵组织看中，抄写大字报的。因为老师的字写得既好又快，所以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便沦为红卫兵的书写工具，这实在是时代的悲剧。

　　每逢重大节日，如党的生日、建军节、国庆日，学校各系、各年级乃至教学班都出专栏庆贺，老师称之为“精装版的大字报”。中文系的板报，除了革命小将提供内容外，装潢和书写全由老师完成。老师先把报纸裱糊在木制平板上，再将图画纸裱糊在报纸上面，待干透后，以浅蓝的广告色刷成底色，再用浅红或赭石色画上太阳、松树、梅花、竹子之类的图案，以烘托喜庆又革命的气氛，而后选抄毛主席诗词及红卫兵标语口号式的诗歌或散文，内容以震耳颂歌为主，间或有横踢竖咬、打倒一切的批判，若不看内容，装帧、排版、绘图、书法均十分精美，简直就是绝佳的艺术品。到了纪念日，中文系专栏最受瞩目，老师自己也颇为欣赏。可惜我没有照相机，未能及时将这难得的艺术品拍下来，但我自有我的心路：专栏展出后几天，晚上10点钟以后，我便偷偷下楼，窥人不在，将专栏撕上一片，胡乱折几下，塞到书包里。过一会儿，再撕一片……老师抄写的大字报我也撕过几次，不过因为纸张粗劣，脆且薄，一旦粘上糨糊，就无法揭下来，只能寻找没粘上糨糊之处，故成功率极低。尽管如此，我还是万分紧张，一旦被人发现，落个“破坏文革”的罪名，后果不堪设想。我是担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去干的。夏日里有一天晚上12点左右，我从宿舍溜出，来到老师抄写的大字报前，仔细寻找可揭之处。刚揭下一点残片，就听见远处有说话声音，我不敢在灯光明亮的马路上停留，也来不及跑开，只好躲在席棚后面一棵大树后阴影处。

　　百花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