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画的学问海外说了算吗

波士顿美术馆藏宋徽宗赵佶《五色鹦鹉图》

　　本报记者 陈涛

　　一次学术会议，让流传千年的宋画又“火”了。只不过，这回“火”的主角儿不是某件宋画名作，而是那些成天与它们打交道的研究者。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不久前，浙江大学在杭州举办了一场“宋画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全球范围宋画知名专家与会发表各自最新学术成果。作主题演讲的12位学者中，8位来自美国和日本，中国大陆的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余辉以及中央美院的黄小峰。于是，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一群海外学者为中国的宋画发出最多的声音。

　　如此格局，不免让人心生忧虑，作为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精致遗产，宋画莫非也落得“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境遇，长此下去，是否连话语权也要旁落海外了？

　　海外占了上风

　　“哪天没老先生撑场面了，话语权落到海外，不是没可能。”

　　——收藏家朱绍良

　　黄小峰是此次参会年龄最小的一位，为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副教授。在他看来，会议安排有偶然性，某个群体人数的多或少，不一定能反映出什么问题。“不过，从研究力量和学术成果来看，这个状况也没有错。”他说，如果让他出一份宋画研究地域分布的报告，很多篇幅还是会给美国。“藏在美国的宋画，基本都被研究了一遍，每张画都出了一篇博士论文。”他说。

　　黄小峰的说法也得到了会议组织者缪哲的认同。身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的他介绍说，这次学术会议是宋画研究领域少有的大场面，与会者都带来了一篇关于宋画的论文。

　　这次研讨会美国方面来了7位学者，带队的是已八旬的耶鲁大学艺术史系荣休教授班宗华，一个地道的老美。老先生自从1960年代初第一次看到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后，就迷恋上了宋代山水画，并与之打了一辈子交道。将班宗华带进宋画领域的，正是上世纪中期进入美国的第一代华裔美术史家方闻。由于历史原因，宋画研究的传统阵地一直在海外。班宗华和辞世不久的高居翰，被称为最懂中国画的美国人。

　　“你会发现他们的学术力量基础很扎实。首先是一批收藏家喜欢宋画，将数量可观的宋画带回美国，然后建立起博物馆，推动学科建立，最后出来一批学者。”黄小峰说，反观国内，古画研究重心一直囿于明清时期，“明清绘画鉴定不会太难。比如说，唐伯虎的很多画已经被确定为真迹，随便拿一件放里面比对，基本就可以判定。而宋画很多为孤品，难以找到做比对的同类作品，不太有人愿意招惹。”

　　宋元书画收藏名家朱绍良说得更直白：“在欠缺文化的这个时代，清朝中期由民间盐商坐庄炒作起来的‘扬州八怪’反而受到推崇，因为上面的题画诗相对容易懂，比如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不过，很少有人愿意去理解两宋的文化精髓。”

　　“生于民国的老先生们鉴定完画作留的题跋，连文带字都是精品。现在搞鉴定的一些人，都不敢拿毛笔。”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秘书长崔陟说，“学术研究对海外来说是努力，对咱们来说只能等待出人才。”

　　在参会学者、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看来，宋画像敦煌学一样，已是世界性课题。“国外专家学者研究越多越好，关键是我们研究得怎么样。”他说，国内学者做出的一些结论，西方还是非常重视的。他举例说，上世纪末当西方学者就世间流传的《溪岸图》究竟系张大千作伪，还是五代名家董源的真迹争执不下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找中国学者做出判定，“后来启功先生给予了一个各方基本都能接受的结论，认为它是北宋早期的作品。应该说，我们还是掌握着话语权。”

　　朱绍良认为这一结论过于乐观。据他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成立了一个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等老先生组成的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对国内外数以万计的古代书画做过鉴定。“唯一健在的，现在只有傅熹年一位了。等到哪天，没老先生撑场面了，话语权落到海外，不是没可能。”

　　宋画去哪儿了

　　“全球估计不到两千件，北京故宫仅藏400多件。”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

　　撇开“话语权”旁落之虞，关于海内外宋画研究力量的对比，中央美院著名美术史论家、黄小峰的老师薄松年也认为，“海外更上心一些”。不过，他认为这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制约，“国内专家之前想看到宋画原作，实在太难了。”

　　黄小峰的科研之路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种难度。他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是“晚清的艺术市场”，博士论文是关于元代和明代前期的。“我们也知道宋画好，只是能看到的宋画很少。”他进一步说，“西方在库房对着画研究，国内除非你在博物馆里工作，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和实物脱节的。”在他看来，徐邦达、谢稚柳、启功、杨仁恺等老先生给出的结论，之所以过了20年还能站得住，是因为他们当时基本都在博物馆，能从实物入手。

　　相比于黄小峰，年龄稍长些的朱万章要幸运些。现为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研究馆员的他赶上了一个时代的“尾巴”。“比我年龄大的，都是学徒式培养，有老师傅带着看真迹。我是既有学院派的学习，也有跟着鉴赏大家苏庚春老先生的历练。现在很多老一辈不在了，学徒式少了。在学院里面对美术史的了解的确更丰富，欠缺的是对作品本身的关注。”

　　在他看来，国内整个美术史的研究强势还是在明清，因为见到的东西很多。“搞研究最重要一点是多看实物，要将书本上的知识与书画实物相比照，找出真假与优劣。要不然只能妄加评论。”

　　问题来了，宋画到底有多少，它们去哪儿了？相比留存于世的数万件明清画作，宋画数量极少。“全球范围争议不大的宋画加在一起，估计不到两千件，北京故宫藏400多件，占到1/4。”余辉说，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欧洲和美国收藏的宋画，不会少于500件。崔陟则认为：“撇开感情因素不愿意承认，流失出去的精品有一多半。”此外，原本稀少的宋画还分散在北京故宫、台北故宫、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等约200家艺术收藏机构。

　　不过，即便知道宋画在哪儿，如何见上一面也是问题。黄小峰也是借此次与会之机，收获浙江大学组织编撰的《宋画全集》，才头一次看全千余件宋画。朱万章说，在大陆，一般只能场馆展示什么，观众看什么。对文物的严密保护，同时限制了对它的利用。

　　在中国大陆之外，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据了解，台北故宫可以让师生直接进入藏品库，现场教学。美国则更为开放，一些美术馆甚至允许将宋元画作带到馆外。即便中国人到美国做学问，也可以通过电话申请观看古画原件。

　　跛着脚做学问

　　“交流的只有艺术家，其他学科不带咱玩儿。”

　　——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副教授黄小峰

　　姑且假设大陆学者也能充分接触到宋画原作，那么，学术研究就能与海外同步甚至领先吗？黄小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除了这一明面儿条件，不同的学术制度也不容回避。

　　“西方从五六十年代起，以班宗华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者，就以宋画为中心，写博士论文。那时候的成果现在还在用。”黄小峰介绍说，他们采取的是“剥洋葱式”的个案分析法，看似是笨办法，却做一个成一个。“他们和我们不同，不以鉴定为重，而是研究画作的风格、内容。以具体作品为中心，比较容易出成果。比如20个博士论文针对的就是20张画，做得多了，慢慢放进网络里面，逐渐就建立起一个比较大的学术网络。”

　　“他们的研究方法，受西方传统的影响，以小见大，小题大做，一幅画就可以写成一本书，一幅画引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我们更多还是搞考据，很容易出现程式化的结果。”朱万章说。黄小峰从文献引用检索库佐证了这一看法，“他们写文章，也不引用你的观点，因为你发表的东西少，与几十年前比，也没太多新看法。”

　　除了学术成果呈现的差异外，黄小峰认为，双方对宋画研究的态度也决定了成果的多寡。在他看来，明以后的绘画更多依赖于画面文字、书法，而宋画注重视觉效果，可以和西方的写实传统对接上。“西方印象派就把南宋高度写实的绘画作为他们的一个范本、基础，发扬光大。他们的研究学者屡屡拿西方艺术术语套用宋画。”

　　举个例子，《清明上河图》在海外的名气并不输大陆。余辉说，西方汉学家上课的第一天，老师拿的一卷古画就是它。“西方人喜欢从它入手，来形象地认识古代中国，认为它把宋朝的生活气息也反映出来了。”

　　相比西方研究宋画的主动推进，“我们反倒有点儿倒逼的意味。就以我个人为例，研究方向由明清到元，再到宋，是因为很多问题要回到宋代，宋画就像原点一样，很多时候你必须回到那个典范时代。”黄小峰说。

　　此外，人才培养模式也对做学问构成掣肘。国内艺术史的硕士直到“文革”以后才有，而海外的班宗华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出博士论文了。黄小峰介绍说，国内首个美术史系建立在中央美院这个美术院校里，而且美术史的任务是要为美术服务；欧美国家的美术史大多建立在综合大学里，比较独立，“跟他们展开学术讨论的是一帮学文学、历史、政治的，而与我们经常交流的只有艺术家。”

　　在他看来，北京大学对宋史研究非常强，而宋画研究之所以跟不上，“因为人家压根儿不带咱一起玩儿。”他说，这些年研究宋史的也会带上宋画的学者，因为他们想从图画上找突破，图像资源开始受到关注。“在西方，艺术有很严谨的方法论，而我们没有给予它严肃学科的地位。”

　　延伸阅读

　　“一页宋纸，一两黄金”。宋画难得。一方面，为“纸寿千年”所限，唐及以前画作，流传至今不足百件，宋画是存世相对成规模的最早古画；另一方面，历经千年变迁，宋画所余者十不存一，“稀少”是它的天然标签，近20年亮相国内拍场的宋画也就十多件；再有一点，它已经成为传奇式的典范。鲜少有人称明清绘画为明画、清画，“宋画”已然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1、北宋 张先 《十咏图》(手卷 设色绢本) 成交价：1980万元 (1995年)

　　2、佚名《梅花诗意图》(卷 水墨宋笺本) 成交价：880万元 (2000年)

　　3、南宋 马远 《山径漫步图》(扇面 设色绢本) 成交价：192万元 (2006年)

　　4、南宋 马麟《梅竹图》(镜心 设色绢本) 成交价：358万元 (2007年)

　　5、宋徽宗 《写生珍禽图》(手卷 水墨纸本) 成交价：6171万元 (2009年)

　　6、南宋 佚名《瑞应图》(手卷 设色绢本) 成交价：5824万元 (2009年)

　　7、北宋 易元吉 《山猿野麞图》(手卷 水墨绢本) 成交价：4592万元 (2010年)

　　8、南宋 佚名《汉宫秋图》(手卷 设色绢本) 成交价：1亿6800万元 (2010年)

　　9、佚名《宋人摹郭忠恕四猎骑图》(手卷 设色绢本)成交价：7952万元 (2010年)

　　10、北宋《文潞公耆英会图》(巨制绢本) 成交价：1亿9800万元 (2012年)

　　11、南宋 马远《高士携鹤图》(镱心 水墨绢本) 成交价：2472万元 (2013年)

　　12、南宋 马远《松岩观瀑图》(镱心 水墨绢本) 成交价：4082万元 (2013年)

　　(注：以上为上拍时间)

　　名家话鉴藏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宋画

　　

　　朱绍良：少听故事多读书

　　在百度里输入“朱绍良”，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位2010年被《收藏家》杂志评为全球华人收藏家榜首的中年人，竟然如此热衷于分享他对藏品的鉴赏，以及对收藏、拍卖持有的态度。顶着“古代书画收藏大家”名头的他，更愿意在各大艺术网站填充他的专栏。“现在挺有意思的，一些打着学术旗号的专家忙着在市场里捞金，倒是搞收藏的人乐此不疲地做起了学问。”对于滑稽的现状，他不喜欢拐弯抹角。

　　这位加拿大籍收藏家主攻宋元绘画，在业内，收藏宋元绘画代表了藏家的九段水平。他最著名的藏品当属南宋《御题马远山水册》，这件宋朝君臣书画合璧的惟一作品，是由宋宁宗命题并书写前贤及徽宗诗句、大画家马远配图而成。据说，曾经有人出价六七个亿，他都没出手。

　　相比寻访其他知名藏家，找到朱绍良不算太费劲。“其实我的行踪很单一，哪里有重要的展览、研讨会，或者是拍卖，我都会赶过去。”只是他出没的地点切换得非常快，一天前还在香港苏富比看展，隔夜就赶回北京，出现在“李煦诞辰360周年特展”研讨会上。他将之概括为“创造机会多接触心仪之作”，即便这种“接触”只是外围式了解。

　　其实，朱绍良进入收藏行当就缘于一次无心的外围接触。从医学院毕业的他当过口腔科医生，后来又“下海”开工厂、做贸易。2000年经友人引进门，十年就成为收藏大家，还径直挑战“九段”成功。行内人甚至戏称他为收藏界的“飞人”博尔特。

　　“我当然不是神，只是我比一些人更有耐心，愿意从基础学起。”朱绍良说，他是从一本书、两个人那里起步的，“一本书”是编撰于乾隆年间的《石渠宝笈》，收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两个人”是鉴定大家启功和傅熹年。“傅熹年老先生告诉我，不要躺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要自己动手写东西。”为了写出东西，他开始泡图书馆，跑博物馆。“不管买不买得到某件作品，都要多进博物馆看实物，这是学习的最好机会。不动笔、不动脑，不去查古文献，仅凭借字面意思去理解，是很难从事收藏的。”

　　也正是由此获得比别人多得多的信息量成全了朱绍良。“玩收藏不单单是比拼财力，还要拼知识、拼眼力、拼审美，一个都不能少。”对于总有人以为有钱人就是“人傻钱多”，朱绍良以“呵呵”作回应。“其实，在市场里摸爬的人，见到好东西会亢奋睡不着，买了假货又有切肤之痛，无论哪一种，他们都会做足功课。”在他看来，倒是有些专家对市场上新出现的东西没了求知欲。

　　朱绍良将自己收藏作品的标准概括为“品、格、调”三字。所谓品，是要看这位画家的道德、品格，文学修养如何；格是指他的画格、水平，“绘画不讲技法，就不要画了，胡涂乱抹就可以。”而调指布局是否“高大上”，“即便有创意却艳俗的东西，经不住考验。”

　　面对这些年“炒”得很热的国内艺术品市场，他借用翻译家傅雷写给著名画家黄宾虹书信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对古人绘画艺术的理解，被今人现实的钞票所取代。“太多人抱着投资的心理，还有‘赌漏’心态。”朱绍良说，“好的东西一定是久居深宫，为一些士绅、王公大臣，或是皇家收藏。你们家八辈子都是赤贫阶层，说家里有件北宋画家范宽的作品，没这个可能。”

　　在他看来，收藏行当里最忌讳听故事。“有人说，家里有一幅范曾的画已经存放了三代。动脑子想一想，怎么可能？他才七十岁过点儿。还有更离谱的，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家里也有刘益谦花两亿多元买的那只鸡缸杯，而且总数还是一打，简直就是笑话嘛。”

　　近两年，国内艺术品市场步入调整期，曾经高歌猛进的当代艺术出现不小回落，而古代书画显出“疾风知劲草”的抗压性。自言“厚古不薄今”的朱绍良认为，市场信号再次提醒人们要考量收藏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到底该收藏什么”。“20年里，国内上拍的宋画也就十多件，每年不到一件，不过，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价格比上一回会高好几倍。”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