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教我学书法：启功慷慨解囊救灾济贫

　　陈启智

　　慷慨解囊

　　老师点的这几个菜都很有味道，但更有味道的是和老师在一起吃饭的气氛，和乐而融洽。席间，老师说下个月去日本，是特邀参观游览，比较轻松，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可以调理一下身体。现在应酬太多，真有些吃不消了。我们都祝老师一路顺风，出访成功。

　　吃完饭，服务员走到餐桌旁，对老师说：“这顿饭一共80元，剩下的给您，您点点。”老师说：“好！”接过钱，连看也没看，就将钱塞回上衣口袋里。我用眼瞟了一下，总数约莫也在千元左右。在这一缴一找的过程中，究竟往柜台上撂了多少钱，往口袋里又掖回多少钱，老师一点儿数也没有。我见状，附耳悄声对老师说：“他们要是从中抽走两张，您也不知道。”老师的回答是：“随他们高兴，我还能活几年？”

　　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饭局。一则是德高望重、名满中华的国学大师、书坛泰斗为学生写字写信还请学生吃饭；再则是老师对钱的态度，好像是缺了点儿平常人的价值观念，似乎全不在乎。师母在世时，都是师母管钱，老师既不采买，也不做饭；师母去世后，老师声望日增，也没有什么花钱的机会。至于写字、润笔之资，好像心里也没数。钱怎么花？花多少？都随性而为，懒得计较。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老师对金钱的价值和用途认识不清。就拿这餐饭来说，老师虽然带的钱不少，但点的都是中档菜，并不讲究排场，也不浪费。

　　“文革”开始时，老师与恩师陈垣先生都受到冲击。老师想看望陈先生，却因工资被扣、手头拮据，为买不了像样的礼品而难过。在市场上徘徊半天，斟酌再三，才买了罐装的五香花生米给老师送去；而在“文革”后，经济条件好转时，老师听人说有个老友住院，马上派人送去1万元；对有困难的学生，老师也几次慷慨解囊；而为救灾、助济贫困生，仅在1991年，老师就先后捐助10万元；1992年，老师更是捐出在香港举办个人书展义卖的全部所得，共计163万元，作为母校的奖学励学基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老师将钱花到最值得花的地方；为师生、为朋友、为学校、为社会，唯独没有考虑独自占有。我一直认为，对待金钱的态度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是值不值得与之交友的重要依据。老师的无私，于金钱的不计较，是老师达观的生活态度和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的集中体现。正是这种超脱凡俗的精神境界，才使老师在异常劳累的状况下，得享高寿——老师活到93岁，而他的父亲在其1岁时即病逝，其祖父也只享年51岁。

　　曾有报纸约我写一篇文章，内容比较特殊，要我从启功老师的《论书绝句百首》中选取几首论书诗，加以注释。由于我对其中一些绝句的理解还不够明确，于是在1990年1月20日专程赴京，向老师求教。可我来到了红六楼，却未见到老师。询问其内侄媳妇郑喆后我才得知，前不久老师因心肌梗塞入院抢救，出院后恐受打扰，已被校方安排至专家楼居住。我和老师通了电话，约定第二天上午见面。当晚，我被其内侄景怀先生安排在老师的卧室里过夜。会客室的里间就是卧室，陈设很简单，一张铁床，一床厚被，屋内很凌乱，地上堆放着书籍，柜子里和桌子上都摆满了书，就连床边也放着各种书籍，当然，还有玩具，印象中是熊和兔。我躺在“启功床”上，心情很激动，久久不能入睡，又发现枕边有一本《诗韵》，可见老师在睡不着的时候，常会推敲诗句，遇到用韵问题，便随手翻看求证。我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不知道除我之外，还有谁能有此殊遇，在举国敬仰的大师床上度过难忘的一夜。

　　百花文艺出版社